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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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刘莉 美国斯坦福大学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7年第2期）

《陶器肇始与文明嬗变刍议》

陶器之兴，实为华夏文明重要转折。《考工记》云："抟埴之工，陶旊。"早期陶器不仅革新饮食方式，更暗藏社会复杂化之枢机。考古所见裴李岗文化陶盂，其形制规整，火候均匀，已显专业分工之端倪。

粥食之烹，乃农耕文明重要表征。《周书》载"黄帝始烹谷为粥"，陶鬲炊煮技术的成熟，使谷物得以充分糊化，既提高营养摄取效率，又促进定居生活稳定。半坡遗址出土的夹砂陶罐，内壁常见炭化粥垢，可证先民"粒食"传统之悠久。

酿酒之术，尤见社会分层。《世本》言"仪狄始作酒醪"，陶瓮发酵技术的出现，使剩余粮食转化为礼仪用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酒器群，形制规整，纹饰精美，已非日用之物，实为"礼以酒成"的明证。

三者相生相济：陶器为物质载体，粥食固经济根基，酿酒成礼仪媒介。由实用器至礼器，自温饱需求至精神追求，器物演变背后，正是"器以藏礼"的文明进程。考古资料显示，仰韶至龙山时期，陶器种类由十余种增至三十余类，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分层同步深化，恰合《礼记》"物勒工名"之制。

要之，陶器革命不仅改变饮食方式，更为社会复杂化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准备。由炊煮而酿造，自实用而礼仪，器物演进之迹，实乃文明升华之道。

《陶器肇始与文明嬗变刍议》

陶器之兴，实为华夏文明重要转折。《考工记》有云："抟埴之工，陶旊之事"，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谙"水火既济而土合"之道。考古所见裴李岗文化之红陶，其形制虽简，然已见"器以藏礼"之端倪。

粥食之烹，非独饮食之变。《礼记·内则》载"饘粥之食"，其文火慢烹之法，使老幼皆得养。陶鼎鬲之器，实为"燮理阴阳"之具，谷物经此化生，氏族乃能聚食共炊，礼制雏形由是而生。二里头遗址所见陶甑，更证"水火相济"之智已臻成熟。

至若酒醴之酿，尤见文明进阶。《尚书·说命》言"若作酒醴，尔惟曲糵"，大汶口文化之陶鬶、龙山文化之黑陶高柄杯，皆昭示"饮必祭，祭必酒"之礼。酒器之精，实为"明尊卑，辨等列"之物，社会分层由此彰显。

综而论之，陶器演变暗合"道器相须"之理：炊具之变促进农耕定居，酒礼之兴催化阶层分化。如《易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陶器实乃承载文明基因之重要介质，其发展轨迹恰与华夏社会复杂化进程相始终。今之学者，当循"格物致知"之径，于陶片纹饰间解读文明密码。

《陶器肇始与文明嬗变：饮食技术对社会复杂化的催化作用刍议》

刘莉教授此文以器物为经、以饮食为纬，深刻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技术革新与社会结构演进的共生关系。笔者试从国学视角补缀三义：

一、陶器形制与"器以藏礼"的早期实践
《周礼·考工记》云"抟埴之工"，陶器制作实为礼制雏形。考古所见裴李岗文化三足钵、磁山文化盂形器，其形制演变暗合《礼记》"饮食器皿，各有等差"的记载。贾湖遗址出土的20%磨光黑陶，恰印证《墨子》"食必常饱，然后求美"的文明进阶规律。

二、粥食革命与"和同"思想的物质基础
《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粥食的出现使谷物实现从"粒食"到"糜食"的转变。考古数据显示，仰韶文化陶甑的普及率与聚落规模呈正相关，恰应《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定居理想。这种饮食方式的标准化，实为《荀子》"群居和一"理论的物质前提。

三、酒醴之兴与"礼以酒成"的文明密码
大汶口文化高柄杯与《仪礼·乡饮酒礼》的器用制度遥相呼应。二里头遗址陶爵与漆觚的组合，恰是《诗经》"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的考古实证。酿酒技术催生的宴飨文化，不仅实现《周礼》"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的社会功能，更孕育出最早的财富再分配机制。

结语：
从陶鬲炊烟到青铜酒香，饮食技术的每次突破都重塑着社会组织形态。这种"器道相济"的文明发展模式，恰印证《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古老智慧。刘莉教授的研究，为理解华夏文明"由器入礼"的演进路径提供了重要注脚。

器以载道：从陶器功能分化看华夏文明的早期演进

陶器的出现绝非仅是生活用具的革新，实乃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陶器可追溯至约两万年前的江西仙人洞遗址，这些原始陶器已然昭示着先民对物质转化的深刻认知。陶器的发明使人类首次掌握了通过物理化学变化改变物质属性的能力，这种技术突破为后续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粥食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当先民开始使用陶器煮制谷物粥糜时，不仅解决了老人幼儿的进食难题，更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食物分配机制。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陶器与石磨盘、石磨棒共存，显示出谷物加工与烹煮的完整链条。这种软质食物的普及，使得社会成员间的食物共享成为可能，从而弱化了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中强者独占资源的自然法则，为平等社会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障。

酒器的出现则标志着社会分化的开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汶口遗址中，专用酒器的出现与陶器类型的多样化同步发生。酿酒过程需要剩余粮食的积累、专门技术的掌握以及发酵容器的制作，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专业化生产的雏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酒器逐渐发展出礼仪功能，如高柄杯、觚形器等特殊器形，显然已超越实用范畴而具有身份象征意义。这种"器以藏礼"的现象，正是社会阶层分化的物质表现。

从煮粥到酿酒的器物演进，实则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平等走向分化的复杂过程。陶器功能的专业化催生了社会分工，而酒器的礼仪化则标志着权力结构的形成。考古材料显示，龙山文化时期，酒器已成为贵族墓葬中的重要随葬品，其数量与精美程度与社会地位呈正相关。这种物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共变关系，印证了《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深刻洞见——对饮食的控制能力，实为社会权力运作的最原始形式。

器物演变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早期陶器的功能分化，既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物质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为理解华夏文明的早期演进提供了独特视角。当今学界当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区系中陶器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具体模式，以期更全面地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区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