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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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何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史前經濟基礎與"最初中國"形成的考古學觀察】

何駑研究員從經濟考古視角探討"最初中國"形成機制，爲早期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範式。本文基於考古材料與經濟學理論，揭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基礎演變如何推動政治實體的誕生，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多元經濟形態的整合
通過分析黃河流域粟作農業、長江流域稻作農業及北方畜牧經濟的考古證據，指出史前經濟專業化分工催生了跨區域資源交換網絡。陶寺遺址出土的南方硬陶、海貝等遺存，印證了早期"中國經濟圈"的物質基礎，這種經濟互賴性爲更高層級的政治整合創造了條件。

二、剩餘產品與權力結構
廟底溝二期至龍山時代的大型倉儲設施（如洛陽偃師灰嘴遺址）與標準化陶器生產，表明剩餘產品積累已達到新量級。這種經濟剩餘通過再分配製度轉化爲社會權力，爲早期國家機器的運轉提供了物質保障，與塞維斯（Elman Service）的"酋邦理論"形成對話。

三、儀式經濟與認同建構
二里頭遺址青銅禮器的標準化生產，揭示出"器以藏禮"的經濟維度。儀式性消費不僅鞏固階層差異，更通過青銅爵、斝等器物的跨文化傳播，構建了共享價值體系。這種"禮制經濟"成爲凝聚"最初中國"文化認同的關鍵媒介。

該研究突破了傳統文明起源研究的單線進化論，將經濟基礎視爲動態變量，其方法論對理解早期國家的異質性發展具有啟示意義。未來研究或可進一步量化分析不同經濟形態對政體規模的邊際貢獻，以完善"最初中國"形成的解釋模型。

（全文498字）

經濟基礎與文明肇始：考古視野下"最初中國"形成的深層邏輯

何駑先生【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一文，從物質生產角度切入文明起源研究，爲理解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經濟考古學基礎。這一研究路徑深得歷史唯物主義精髓——"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考古發現顯示，距今約6000-4000年前，黃河中下游及長江流域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專業化分工。仰韶文化晚期的粟作農業、大汶口文化的稻作系統、良渚文化的複合型農業，構成了多元一體的史前經濟格局。特別是龍山時代，隨著犁耕技術的推廣和水利工程的出現，農業生產效率顯著提升，爲人口聚集和社會分層提供了物質前提。何駑先生敏銳地指出，這種經濟基礎的質變，正是社會複雜化的根本動因。

從聚落考古資料可見，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明顯的中心聚落與次級聚落的分化。陶寺遺址發現的宮殿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展現了早期國家的空間組織結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心聚落往往控制著關鍵資源（如鹽、銅礦）的流通渠道，表明經濟控制已成爲政治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經濟控制爲核心的政治實體"，正是最初國家形態的典型特徵。

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存在深刻的內在呼應。【尚書·禹貢】記載的"九州"體系，與考古所見各文化區的經濟類型高度吻合；"五服"制度反映的層級控制模式，在聚落分布中也能找到實證。這種"二重證據"的契合，說明早期國家形成確實遵循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規律。

何駑先生的研究啟示我們：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特徵，其根源在於史前經濟體系的穩定性與發展性。從多元區域經濟到一體化國家經濟，這一演變過程既包含著各文化區的個性發展，又呈現出向心融合的總趨勢。這種經濟基礎上的統一性，爲後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格局奠定了最深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