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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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史前经济基础与"最初中国"形成的考古学观察》

何驽研究员从经济考古视角探讨"最初中国"形成机制，为早期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本文基于考古材料与经济学理论，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基础演变如何推动政治实体的诞生，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多元经济形态的整合
通过分析黄河流域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及北方畜牧经济的考古证据，指出史前经济专业化分工催生了跨区域资源交换网络。陶寺遗址出土的南方硬陶、海贝等遗存，印证了早期"中国经济圈"的物质基础，这种经济互赖性为更高层级的政治整合创造了条件。

二、剩余产品与权力结构
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代的大型仓储设施（如洛阳偃师灰嘴遗址）与标准化陶器生产，表明剩余产品积累已达到新量级。这种经济剩余通过再分配制度转化为社会权力，为早期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了物质保障，与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酋邦理论"形成对话。

三、仪式经济与认同建构
二里头遗址青铜礼器的标准化生产，揭示出"器以藏礼"的经济维度。仪式性消费不仅巩固阶层差异，更通过青铜爵、斝等器物的跨文化传播，构建了共享价值体系。这种"礼制经济"成为凝聚"最初中国"文化认同的关键媒介。

该研究突破了传统文明起源研究的单线进化论，将经济基础视为动态变量，其方法论对理解早期国家的异质性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未来研究或可进一步量化分析不同经济形态对政体规模的边际贡献，以完善"最初中国"形成的解释模型。

（全文498字）

经济基础与文明肇始：考古视野下"最初中国"形成的深层逻辑

何驽先生《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一文，从物质生产角度切入文明起源研究，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考古学基础。这一研究路径深得历史唯物主义精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考古发现显示，距今约6000-4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专业化分工。仰韶文化晚期的粟作农业、大汶口文化的稻作系统、良渚文化的复合型农业，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史前经济格局。特别是龙山时代，随着犁耕技术的推广和水利工程的出现，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为人口聚集和社会分层提供了物质前提。何驽先生敏锐地指出，这种经济基础的质变，正是社会复杂化的根本动因。

从聚落考古资料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明显的中心聚落与次级聚落的分化。陶寺遗址发现的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展现了早期国家的空间组织结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心聚落往往控制着关键资源（如盐、铜矿）的流通渠道，表明经济控制已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经济控制为核心的政治实体"，正是最初国家形态的典型特征。

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存在深刻的内在呼应。《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体系，与考古所见各文化区的经济类型高度吻合；"五服"制度反映的层级控制模式，在聚落分布中也能找到实证。这种"二重证据"的契合，说明早期国家形成确实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规律。

何驽先生的研究启示我们：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其根源在于史前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与发展性。从多元区域经济到一体化国家经济，这一演变过程既包含着各文化区的个性发展，又呈现出向心融合的总趋势。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统一性，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奠定了最深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