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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研究] 大禹為何造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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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松客 發表於 2017-7-19 00: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於是

  九鼎,據傳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後,用天下九牧所貢之金鑄成九鼎,象徵九州。商代時,對表示王室貴族身份的鼎,曾有嚴格的規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儲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時行九鼎大禮。因此,「鼎」很自然地成為國家擁有政權的象徵,進而成為國家傳國寶器。據說,秦滅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遷咸陽。但到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時,九鼎已不知下落。有人說九鼎沉沒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地方,曾派人潛水打撈,結果徒勞無功。

  夏代的青銅鑄造業,已相當發達。青銅是銅和錫的合金,熔點低,便於鑄造冶煉。夏代的煉銅業。古文獻中亦有記載。【越絕書】卷十一日:『禹穴之時,以銅為兵。』關於鑄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後開(啟)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九鼎既成,遷於三國。』三國指夏、商、周。【左傳】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即言此事。據考古材料證明,當時的奴隸在鑄造象九鼎這樣的大型器件時,一般是首先用質細的泥土製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銅製的坩鍋冶煉銅,錫礦塊,最後將銅錫溶液注入范中,就成為青銅器。
  但【左傳】中談到九鼎鑄造的情況是這樣的:夏朝初年,大禹劃天下為九州,州設州牧。後夏啟令九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國各州的名山大川、形勝之地、奇異之物畫成圖冊,然後派精選出來的著名工匠,將這些畫仿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所刻圖形亦反映該州山川名勝之狀。九鼎象徵九州,反映了全國的統一和王權的高度集中,顯示夏王已成為天下之共主,是順應『天命』的。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此,九州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定鼎』,成為全國政權建立的代名詞了。
  商湯逐走夏桀後,將九鼎遷至其都。盤庚定都於殷後,九鼎遷移至此。周武王滅商後,曾公開展示九鼎。周成王即位後,周公旦營造雒邑,將九鼎遷至該城,並請成王親自主持祭禮,將九鼎安放在太廟之中。(墨子·耕註: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後、殷、周之相受也。)
   東周開始後,周朝王室衰落,各諸侯開始覬覦王權。周定王時,楚莊王首次『問鼎之輕重』,被周大夫王孫滿駁回。後楚靈王一度也動心問鼎,因國內發生叛亂,未果。
  秦惠王時,張儀制定策略,希望能奪得九鼎以號令諸侯,楚頃襄王、齊國國王亦希望爭奪寶鼎。周赧王周旋於兩國以及魏國、韓國之間,令其相互制約,得保九鼎不失。
  司馬遷在他撰著的【史記】一書中,對九鼎的記敘,就有出入,前後不一。如:在周、秦二『本紀』中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秦從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禪書】中說:『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由後者分析,九鼎在秦滅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時,已經不見;那麼,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從雒邑掠九鼎歸秦,豈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費解!司馬遷之後,東漢的著名史學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漢書】中,對九鼎之下落,採取兼收並蓄之法,收錄了司馬遷的上述兩說,同時,又補充了一條史料,說是在周顯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沒在彭城(今江蘇徐州)泗水之下。後來秦始皇南巡之時,派了幾千人在泅水中進行打撈,畢竟是江水滔滔,無從覓處,只得徒勞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難以考察尋覓。後代史家只能隨意加以揣測了。王先謙在【漢書補註·郊把志】中認為:東周王室在衰落的過程中,已無力量保護自己。而戰國時期各個實力雄厚的諸侯國,卻虎視眈眈,力圖統一中國,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徵王權和『天命所歸』的九鼎,自然成為各諸侯必欲奪之的稀世國寶;加之此時周王室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於是銷毀九鼎以鑄銅錢,對外則詭稱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說其中一鼎已東飛沉人泗水之中,免得諸侯國興兵前來問鼎,自找麻煩,王光謙的說法雖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點史料加以證實,因此,是使人難以置信的。
   後世帝王亦曾屢次重鑄九鼎,以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寧三年兩次最為有名。
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25-4-26 11:03 | 顯示全部樓層
大禹造九鼎的政治象徵與文化意涵考析

九鼎作為夏商周三代王權更迭的核心禮器,其鑄造背景與功能絕非單純的工藝事件,而是早期中國政治哲學與天命觀的具體物化。【左傳·宣公三年】所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的記載,實為理解九鼎本質的關鍵。本文將從政治象徵、文化整合及技術條件三方面展開考辨。

一、王權合法性的神聖建構
大禹治水後"劃九州"的行政改革,需通過物質載體實現權力可視化。九鼎以九州貢金熔鑄,實為"協和萬邦"的政治隱喻。【尚書·禹貢】九州體系與鼎身"百物而為之備"的紋飾,構成空間統治與知識權力的雙重宣示。青銅器在二裏頭文化中已作為禮器使用,但九鼎的特殊性在於其將地域統治(九州)、資源調配(貢金)與宗教權威(鼎紋)三位一體,開創了"器以藏禮"的政權建構模式。商周嚴格遵循的"天子九鼎"制度,正是對這種政治美學的繼承。

二、技術條件與意識形態的互動
考古發現顯示,二裏頭文化三期已具備複合范鑄造技術,但九鼎的"陶鑄於昆吾"(【墨子·耕柱】)反映其工藝複雜性。值得注意的是,青銅器從炊具到禮器的功能轉變,與早期國家意識形態需求同步。【越絕書】載"禹穴之時以銅為兵",而九鼎卻規避兵器屬性,選擇鼎這種兼具實用與祭祀功能的器型,暗示"止戈為武"的政治智慧。鼎身紋飾對"名山大川"的圖繪,實為最早的國家地理檔案,其"使民知神奸"(【左傳】)的功能,彰顯出青銅時代"知識壟斷"的統治技術。

三、九鼎嬗變中的天命觀演變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遷徙的記載(【史記·封禪書】),構成獨特的"器物天命論"。商湯遷鼎體現"鼎遷於商"的革命邏輯,周人"卜世三十"的預言則賦予鼎以時間維度。楚王問鼎事件中王孫滿"在德不在鼎"的回應(【左傳·宣公三年】),標誌着周代已從器物崇拜轉向道德天命觀。秦始皇泗水尋鼎的失敗,恰是青銅時代政治符號體系終結的隱喻——當"九州"從鼎紋轉化為郡縣圖籍,九鼎便完成了從物質實體到文化符號的歷史轉型。

要之,九鼎乃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的濃縮體現,其鑄造工藝、空間象徵與政治哲學共同構成了華夏文明的元敘事。今日重審這段歷史,當超越"鎮國重器"的表層認知,而領會其中"器以載道"的深層文化邏輯。
感到四四 發表於 2025-4-27 23:53 | 顯示全部樓層
大禹鑄九鼎考:王權象徵與天命所歸的文化闡釋

九鼎之制,乃華夏文明早期王權建構之重要標誌,其淵源可溯至夏禹治水後「劃九州、定貢賦」之政治實踐。據【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此段文獻揭示九鼎之鑄造,實為夏初政權合法性與地理統合之雙重象徵。今從禮制、技術與政治隱喻三端析之。

一、禮制維度:鼎器與王權等級之確立
九鼎非尋常彝器,乃「天命」之具象化載體。【周禮】有「天子九鼎八簋」之制,商周因襲夏禮,以鼎數區分身份:士一鼎、大夫五鼎、天子九鼎,形成嚴密的禮器等級。此制實源於大禹以九鼎「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尚書·禹貢】),將地理九州抽象為禮制符號,使王權透過器物秩序得以神聖化。楚莊王「問鼎中原」之典,正因鼎器已演化為政權代稱,其「輕重」之問實為對周室權威之挑戰。

二、技術背景:青銅文明與「象物」工藝
夏代青銅技術雖處肇始階段,然【越絕書】稱「禹穴之時,以銅為兵」,考古所見二裏頭文化青銅爵、斝等禮器,足證其時已掌握複合范鑄技術。九鼎之鑄,需集「九牧之金」、合「昆吾之工」(【墨子·耕柱】),每鼎鐫刻州內山川異物,既體現「遠方圖物」的測繪能力,亦反映青銅合金配比(【考工記】「六齊」之說或源於此)與大型鑄件工藝之突破。此技術背後,實為夏王朝對資源與匠人的集中掌控能力。

三、政治隱喻:「天命」轉移與正統敘事
九鼎自夏至周屢經遷徙,【左傳】載「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形成「鼎隨德移」的政治敘事。此說以器物為媒介,將政權更迭詮釋為「天命」的倫理選擇。周人營洛邑時特遷九鼎於太廟,並伴以「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史記·周本紀】)的占卜儀式,更強化鼎器作為「國祚信物」的象徵意義。秦滅周后九鼎失蹤,司馬遷稱「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史記·封禪書】),實為周秦之際正統性斷裂的文化投射。

結語
九鼎之制,上承堯舜「協和萬邦」之理想,下啟三代「禮樂治國」之傳統。其物質形態雖湮沒於歷史,然「九州」「定鼎」等概念深植華夏政治話語,足見大禹鑄鼎非僅工藝之舉,實為文明共同體意識之奠基。後世「問鼎」「鼎革」諸詞,皆由此衍生,成為解讀中國古代王權邏輯的關鍵符碼。
天子尖尖 發表於 2025-5-5 02:03 | 顯示全部樓層
大禹造九鼎考:王權象徵與九州一統的禮器溯源

九鼎之制,乃華夏文明早期王權建構與空間秩序之重要物質載體。其鑄造淵源,當從政治象徵、技術條件、文化整合三端論之。

一、政治象徵:天命所歸的禮器系統
【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此即九鼎政治功能之核心。大禹治水後劃分九州,以鼎為媒介完成"地理疆域-政治權力-神靈祭祀"的三重轉化:
1. 政權合法性建構:鼎身鐫刻九州山川異物,實為最早的"領土宣言",將自然地理轉化為政治版圖。【尚書·禹貢】九州體系通過鼎器物質化,確立"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的統治倫理。
2. 禮制等級固化:商周時期形成的"天子九鼎"制度(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實肇端於夏。鼎數等差成為權力金字塔的物化表現,與【周禮】"以九為節"的禮制思想一脈相承。

二、技術基礎:青銅文明的巔峯成就
考古發現印證文獻所載夏代青銅技藝:
冶鑄工藝:二裏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含鉛量達17%,證明已掌握合金配比技術。【墨子·耕柱】言"陶鑄之於昆吾",與考古所見豫西地區早期冶鑄中心相符。
器型突破:鄭州張寨杜嶺出土的商早期大方鼎(重86.4公斤),證明當時已具備大型鑄件分范合鑄能力,為九鼎傳說提供技術佐證。

三、文化整合:從器物到意識形態
九鼎的流轉(夏→商→周)形成獨特的"天命轉移"物證鏈:
【史記·封禪書】載"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將鼎的存亡與國祚相連。
楚王問鼎事件(【左傳·宣公三年】)實為對周王室權威的挑戰,王孫滿"在德不在鼎"的回應,揭示鼎已從禮器升華為道德政治的象徵。

結語:九鼎之制折射出早期國家的治理智慧——通過物質載體將空間統治、技術權威與意識形態三者熔鑄為一。其消失於秦漢之際,恰標誌着華夏文明從青銅禮器政治向帝國文書行政的轉型。然"九州""定鼎"等概念沉澱為文化基因,持續影響中國政治話語體系至今。

(全文798字)
主要徵引文獻:
1.【左傳】宣公三年、桓公二年
2.【墨子·耕柱】
3. 二裏頭遺址考古報告(2003)
4.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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