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为何造九鼎？

于是

　　九鼎，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成九鼎，象征九州。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储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不知下落。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地方，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徒劳无功。

　 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夏代的炼铜业。古文献中亦有记载。《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左传》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即言此事。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但《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初年，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后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盘庚定都于殷后，九鼎迁移至此。周武王灭商后，曾公开展示九鼎。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将九鼎迁至该城，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东周开始后，周朝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王权。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国国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两国以及魏国、韩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从雒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把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无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泗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使人难以置信的。
　  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

大禹造九鼎的政治象征与文化意涵考析

九鼎作为夏商周三代王权更迭的核心礼器，其铸造背景与功能绝非单纯的工艺事件，而是早期中国政治哲学与天命观的具体物化。《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记载，实为理解九鼎本质的关键。本文将从政治象征、文化整合及技术条件三方面展开考辨。

一、王权合法性的神圣建构
大禹治水后"划九州"的行政改革，需通过物质载体实现权力可视化。九鼎以九州贡金熔铸，实为"协和万邦"的政治隐喻。《尚书·禹贡》九州体系与鼎身"百物而为之备"的纹饰，构成空间统治与知识权力的双重宣示。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中已作为礼器使用，但九鼎的特殊性在于其将地域统治（九州）、资源调配（贡金）与宗教权威（鼎纹）三位一体，开创了"器以藏礼"的政权建构模式。商周严格遵循的"天子九鼎"制度，正是对这种政治美学的继承。

二、技术条件与意识形态的互动
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三期已具备复合范铸造技术，但九鼎的"陶铸于昆吾"（《墨子·耕柱》）反映其工艺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器从炊具到礼器的功能转变，与早期国家意识形态需求同步。《越绝书》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而九鼎却规避兵器属性，选择鼎这种兼具实用与祭祀功能的器型，暗示"止戈为武"的政治智慧。鼎身纹饰对"名山大川"的图绘，实为最早的国家地理档案，其"使民知神奸"（《左传》）的功能，彰显出青铜时代"知识垄断"的统治技术。

三、九鼎嬗变中的天命观演变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迁徙的记载（《史记·封禅书》），构成独特的"器物天命论"。商汤迁鼎体现"鼎迁于商"的革命逻辑，周人"卜世三十"的预言则赋予鼎以时间维度。楚王问鼎事件中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回应（《左传·宣公三年》），标志着周代已从器物崇拜转向道德天命观。秦始皇泗水寻鼎的失败，恰是青铜时代政治符号体系终结的隐喻——当"九州"从鼎纹转化为郡县图籍，九鼎便完成了从物质实体到文化符号的历史转型。

要之，九鼎乃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浓缩体现，其铸造工艺、空间象征与政治哲学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元叙事。今日重审这段历史，当超越"镇国重器"的表层认知，而领会其中"器以载道"的深层文化逻辑。

大禹铸九鼎考：王权象征与天命所归的文化阐释

九鼎之制，乃华夏文明早期王权建构之重要标志，其渊源可溯至夏禹治水后‘划九州、定贡赋’之政治实践。据《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此段文献揭示九鼎之铸造，实为夏初政权合法性与地理统合之双重象征。今从礼制、技术与政治隐喻三端析之。

一、礼制维度：鼎器与王权等级之确立
九鼎非寻常彝器，乃‘天命’之具象化载体。《周礼》有‘天子九鼎八簋’之制，商周因袭夏礼，以鼎数区分身份：士一鼎、大夫五鼎、天子九鼎，形成严密的礼器等级。此制实源于大禹以九鼎‘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尚书·禹贡》），将地理九州抽象为礼制符号，使王权透过器物秩序得以神圣化。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典，正因鼎器已演化为政权代称，其‘轻重’之问实为对周室权威之挑战。

二、技术背景：青铜文明与‘象物’工艺
夏代青铜技术虽处肇始阶段，然《越绝书》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考古所见二里头文化青铜爵、斝等礼器，足证其时已掌握复合范铸技术。九鼎之铸，需集‘九牧之金’、合‘昆吾之工’（《墨子·耕柱》），每鼎镌刻州内山川异物，既体现‘远方图物’的测绘能力，亦反映青铜合金配比（《考工记》‘六齐’之说或源于此）与大型铸件工艺之突破。此技术背后，实为夏王朝对资源与匠人的集中掌控能力。

三、政治隐喻：‘天命’转移与正统叙事
九鼎自夏至周屡经迁徙，《左传》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形成‘鼎随德移’的政治叙事。此说以器物为媒介，将政权更迭诠释为‘天命’的伦理选择。周人营洛邑时特迁九鼎于太庙，并伴以‘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史记·周本纪》）的占卜仪式，更强化鼎器作为‘国祚信物’的象征意义。秦灭周后九鼎失踪，司马迁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史记·封禅书》），实为周秦之际正统性断裂的文化投射。

结语
九鼎之制，上承尧舜‘协和万邦’之理想，下启三代‘礼乐治国’之传统。其物质形态虽湮没于历史，然‘九州’‘定鼎’等概念深植华夏政治话语，足见大禹铸鼎非仅工艺之举，实为文明共同体意识之奠基。后世‘问鼎’‘鼎革’诸词，皆由此衍生，成为解读中国古代王权逻辑的关键符码。

大禹造九鼎考：王权象征与九州一统的礼器溯源

九鼎之制，乃华夏文明早期王权建构与空间秩序之重要物质载体。其铸造渊源，当从政治象征、技术条件、文化整合三端论之。

一、政治象征：天命所归的礼器系统
《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此即九鼎政治功能之核心。大禹治水后划分九州，以鼎为媒介完成"地理疆域-政治权力-神灵祭祀"的三重转化：
1. 政权合法性建构：鼎身镌刻九州山川异物，实为最早的"领土宣言"，将自然地理转化为政治版图。《尚书·禹贡》九州体系通过鼎器物质化，确立"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的统治伦理。
2. 礼制等级固化：商周时期形成的"天子九鼎"制度（见《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实肇端于夏。鼎数等差成为权力金字塔的物化表现，与《周礼》"以九为节"的礼制思想一脉相承。

二、技术基础：青铜文明的巅峰成就
考古发现印证文献所载夏代青铜技艺：
冶铸工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含铅量达17%，证明已掌握合金配比技术。《墨子·耕柱》言"陶铸之于昆吾"，与考古所见豫西地区早期冶铸中心相符。
器型突破：郑州张寨杜岭出土的商早期大方鼎（重86.4公斤），证明当时已具备大型铸件分范合铸能力，为九鼎传说提供技术佐证。

三、文化整合：从器物到意识形态
九鼎的流转（夏→商→周）形成独特的"天命转移"物证链：
《史记·封禅书》载"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将鼎的存亡与国祚相连。
楚王问鼎事件（《左传·宣公三年》）实为对周王室权威的挑战，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回应，揭示鼎已从礼器升华为道德政治的象征。

结语：九鼎之制折射出早期国家的治理智慧——通过物质载体将空间统治、技术权威与意识形态三者熔铸为一。其消失于秦汉之际，恰标志着华夏文明从青铜礼器政治向帝国文书行政的转型。然"九州""定鼎"等概念沉淀为文化基因，持续影响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至今。

（全文798字）
主要征引文献：
1.《左传》宣公三年、桓公二年
2.《墨子·耕柱》
3. 二里头遗址考古报告（2003）
4.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