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爲何劃九州？

喬忠延

　　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劃定九州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無論是誰統領天下，下屬都是部落和部落聯盟。劃定九州標誌著，部族式的治理變爲行政格局式的轄區。應該說，劃定九州是行政格局第一次在中華文明的舞台亮相。現在就讓我們探究一下九州是如何走向歷史舞台的。
　　帝堯剛統領萬民的時候，天下並不太平，先是出現大旱，好長時間滴雨不落，草木禾苗都被太陽曬乾了。汾河裡的水也快要斷流了，再不下雨，眾人就難以活下去了。這時候，帝堯帶領大夥深挖蟻穴，找到了水，鑿出了井，井水解救了眾生。
　　過了不久，天下卻出現了洪水，洪水滔滔，遍地涌流，都城平陽也成了一片汪洋。無邊的浪濤中飄浮著一座饅頭般的山頭，眾人喊它浮山。從此，就有了浮山這個地名。
　　帝堯和諸位大臣登上浮山，商討治理洪水的事情，眾臣推薦鯀擔任頭領。他覺得鯀主觀武斷，誇誇其談，不想任用，可一時又想不出合適的人，就勉強同意了。鯀當上了治水的頭領。鯀治水的辦法是堵塞，哪裡有水，他就帶人抬土築壩進行攔擋。起初，還起點作用，日子一久，水越堵越大，堤壩被洪水衝垮，四處漫溢，又淹死了不少人畜。整整折騰了9年，洪水還是沒有治住，眾臣一致要求將鯀治罪，把他殺死在了羽山。那麼，由誰接著治水呢？選中的治水頭領是鯀的兒子文命。
　　父親失敗，兒子繼任，持懷疑態度的人不少。帝堯親見文命，聽取他對治水的想法，見他確有辦法，便說服眾臣，讓他挑起這個重擔。文命不負眾望，治水成功了，成了治水的英雄，後來繼承了帝位，死後眾人建廟祭祀他，廟號爲禹。史稱大禹，所以祖祖輩輩流傳著大禹治水的故事。
　　大禹治水的辦法和他父親決然不同，他變堵塞爲疏導，讓洪流成河，讓河水入海。先前平陽一帶的大洪水就是因爲黃河水流不暢造成的。他率領治水大軍，先鑿開孟門，再鑿開石門，又鑿開龍門，洪水一瀉千里，流向大海，水患解除了。接著，他逐段治理，百川歸海，終於馴服了遍地洪水。
　　治水是個很難苦的工程，歷史上有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說他公而忘私，身先士卒。據說，大禹新婚後第四天就領受命令，奔赴治水前沿，一去就是13年。第一次路過家門，是大禹離開家一年後了。夜色消退，天空亮出了啟明星，他來到了家門口。這時，屋裡傳來了一聲嬰兒的啼哭，他的兒子出生了。他真想蹦進屋去看看兒子，可是，前方治水工程正緊，他沒敢放慢腳步。邊走邊望了望空中的啟明星，心想就讓兒子叫啟吧！再一次路過家門已是4年後了。那一天，前方大壩正要合龍，他走得熱汗直流，猛抬頭看見了妻子和她懷抱中的兒子。他們站在家門口?望他，不知?望了多少天，總算把他盼回來了。哪裡想到治水任務那麼緊，大禹只放慢腳步，朝她母子笑了笑，問了聲好，又匆匆趕路。
　　一走又是幾年。第三次路過家門時兒子長高了，正在門口玩耍，他抱兒子，兒子不認識他，嚇得往屋裡跑。大禹顧不上向孩子解釋，帶著治水隊伍往新的工地開去。
　　英雄的大禹帶著英雄的治水大軍捨身忘己，艱苦奮鬥，治理出一條又一條河道，地上百流入海，天下萬民安居。對此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寫道：『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島，隨山浚川，任土作貢。』九州，就這樣出現在華夏大地。爲什麼此時出現九州？或者說，爲什麼此時劃定九州？了解這個簡單的問題，需要明白州字的意思。州，是水中的陸地。這等於說，洪水消退，大地的格局發生了變化，派往前沿治水的大禹順勢而爲，按照高於水面，可以居住的地形劃分爲九塊，即九州。
　　這九州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那時順勢而爲的一個舉措，成爲一個劃時代的開端。

大禹劃九州：從治水到治國的文明躍升

大禹劃定九州之舉，實乃中華文明從部落聯盟邁向國家形態的關鍵轉折。此一創製非憑空而來，乃基於治水實踐中對地理疆域與行政管理的深刻認知。

治水工程使大禹得以系統勘察天下山川形勢。【尚書·禹貢】詳載其"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勘測過程，這種實地考察爲九州劃分奠定了地理基礎。每治理一處水患，必先明了該地水文地貌，此種經驗積累使大禹對天下疆域有了整體把握。

大禹治水採取"疏川導滯"之法，需協調各部落人力物力。【史記】載其"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這種跨部落協作的經驗，使其認識到傳統部落聯盟已不適應大規模公共工程的需要。劃分九州實爲建立超越血緣的行政區劃，以利資源調配與災害防治。

九州制度體現"天人合一"的治理智慧。每州不僅劃定疆界，更根據土壤物產確定賦稅等級，【禹貢】中"厥田惟中中"等記載，顯示其將自然地理與人文管理相結合的治理思想。這種區分恰恰源於治水時對各地水土特性的深刻認識。

從鯀"墮高堙庳"到禹"疏川導滯"的治水方法轉變，反映了從對抗自然到順應自然的哲學升華。九州制度正是這種哲學思想在政治領域的延伸——不是強行改變各部族現狀，而是在尊重地理人文差異基礎上建立統一管理體系。

大禹劃定九州，標誌著中華文明治理模式從血緣部落向地緣行政的根本轉變。這種轉變並非簡單的行政區劃創新，而是基於治水實踐對人與自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深刻重構，爲後世"大一統"國家形態奠定了最初範式。九州制度歷經三千年演變，其"因地制宜""和諧統一"的核心思想，至今仍影響著中國的國家治理智慧。

九州之劃：大禹治水背後的政治智慧與文明轉型

大禹劃分九州之舉，實乃中華文明由部落聯盟向國家形態轉型的關鍵節點。喬忠延先生所述大禹治水之事跡，誠然揭示了治水工程之艱辛，然九州之劃定，其意義遠不止於水利治理，實爲上古政治文明的一次重大突破。

考諸【尚書·禹貢】，九州之劃分絕非簡單的地理區劃。大禹"奠高山大川"、"任土作貢"，實則是以水系山脈爲自然界限，將原本鬆散的部落聯盟整合爲具有明確疆域觀念的行政單元。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之設，每一州皆詳載其土壤性質、賦稅等級、物產特色及貢道走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空間治理體系。這種"畫野分疆"的政治智慧，使分散的部落群體開始形成"天下"觀念，爲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疆域基礎。

從治水方略觀之，鯀之"壅防百川"與大禹之"疏川導滯"，不僅是技術路線的差異，更反映了兩種治理思維。堵塞之法恰如部落社會各自爲政的狀態，而疏導之道則體現了整體協調的治國理念。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通過治水工程將原本相互隔絕的部落群體納入統一的協作網絡，使人們在共同治水過程中形成了超越血緣的地域認同。九州之劃，正是這種新型社會關係的制度化表達。

值得注意的是，九州體系並非簡單的空間分割。【禹貢】所載"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五服制度，表明大禹已構建起以王畿爲中心、依距離遠近確定治理方式的層級化政治空間。這種"同心方"式的天下觀，將地理空間與政治秩序完美結合，開創了華夏文明特有的"差序格局"治理模式。

考古發現印證，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確實出現了大規模水利工程和區域中心聚落。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等遺址的城垣建築，與文獻記載的大禹時代相吻合。九州概念的形成，很可能反映了當時實際存在的若干區域性政治實體，經大禹整合而系統化、制度化。

大禹劃分九州的歷史意義，在於完成了從"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的關鍵轉變。通過治水這一公共工程，將部落社會重組爲地域性行政單位，使華夏文明邁入了國家形態的新階段。這種以自然地理爲基礎、以共同治理爲紐帶的政治整合方式，不僅解決了洪水危機，更塑造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其影響綿延至今。九州之制，實爲中華政治文明的第一塊基石。

大禹劃九州：從治水實踐到國家治理的文明躍升

大禹劃定九州之舉，實乃中華文明從部落聯盟邁向國家形態的關鍵轉折。細究其因，絕非簡單的行政區劃創設，而是治水實踐倒逼出的治理智慧升華，是應對自然挑戰而催生的文明突破。

大禹治水的成功經驗爲其行政改革奠定了實踐基礎。在長達十三年的治水歷程中，他"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足跡遍及華夏大地，對各地山川形勝、物產風俗瞭然於胸。這種實地勘察的經驗積累，使其超越了部落首領的狹隘視野，形成了"天下"格局的整體認知。尤爲關鍵的是，治水工程需要跨部落的大規模人力協作，這種超血緣的協作實踐，客觀上瓦解了部落壁壘，爲地域性行政區的創設提供了社會基礎。

九州劃分體現了"因勢而治"的治理智慧。【尚書·禹貢】所載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皆以自然山川爲界，如"荊及衡陽惟荊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這種"山川形便"的劃分原則，既尊重地理環境的客觀規律，又便於行政管理的高效實施。大禹將治水過程中形成的自然地理認知，轉化爲行政區劃的科學依據，展現出實踐理性與政治智慧的完美結合。

從文明演進維度觀之，九州制度標誌著社會治理模式的革命性轉變。部落聯盟時代依賴血緣紐帶維繫，而九州體制則以地域關係爲基礎，通過貢賦制度、資源配置等行政手段實現整合。大禹"任土作貢"的制度設計，使不同地區"各以其職來貢"，形成了超越血緣的經濟共同體。這種轉變不是簡單的行政創新，而是文明形態的質變，爲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礎。

大禹劃定九州的深遠意義，在於開創了以地理空間爲框架的國家治理範式。這種範式既保留了各地文化多樣性，又實現了政治統一性，其影響綿延數千年。從【禹貢】九州到秦漢郡縣，再到後世行省制度，無不賡續著這種空間治理的智慧基因。九州劃分不僅解決了當時的治水善後問題，更爲中華文明的長久延續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歷史價值遠超單純的行政區劃創設。

大禹劃九州：從治水實踐到國家治理的文明躍升

九州之劃分，實乃中華文明從部落聯盟邁向國家形態的關鍵轉折。大禹治水之功，非僅止於疏導洪水，更在於通過治水實踐重構了華夏大地的治理體系，奠定了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與行政基礎。

從【尚書·禹貢】所載可知，大禹劃分九州絕非簡單的行政區劃，而是基於治水過程中對山川形勝的系統認知。每治一水，必察其流域；每導一川，必明其走向。這種"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實踐智慧，使大禹得以超越部落視野，形成對天下地理的整體把握。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之界，實爲水文地理與人文聚落的自然分野。

大禹治水之法，"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的疏導策略，不僅解決了洪水泛濫問題，更創造性地將水利工程轉化爲國家治理的基礎設施。通過疏浚河道、劃定流域，自然形成了以水系爲紐帶的區域共同體。這種"因水制宜"的治理智慧，使分散的部落群體被納入統一的水利管理系統，爲九州行政格局奠定了物質基礎。

【左傳】有云："茫茫禹跡，畫爲九州。"大禹足跡所至，不僅留下了治水的功業，更建立了"任土作貢"的賦稅體系。各州根據物產確定貢賦品種，如兗州貢漆絲、荊州貢羽毛，這種差異化的經濟管理方式，標誌著從部落自願貢獻到國家強制賦稅的制度演進。九州體系使資源調配突破了血緣紐帶，轉向地域化管理。

尤爲重要的是，九州劃分實現了"協和萬邦"的政治整合。大禹在會稽大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通過九州框架將鬆散部落聯盟轉變爲層級分明的行政體系。這種變革不是簡單的名稱更易，而是治理邏輯的根本轉變——從以血緣爲基礎的部落認同，轉向以地域爲單位的國家認同，爲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礎。

回望大禹劃九州的歷史意義，實爲中華文明治理智慧的一次重大突破。從治水的技術實踐升華爲治國的制度創新，體現了華夏先民"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九州體系所開創的行政格局，不僅解決了當時的洪水危機，更爲中國後世數千年的國家治理提供了原型框架，其影響綿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