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为何划九州？

乔忠延

　　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划定九州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此之前，无论是谁统领天下，下属都是部落和部落联盟。划定九州标志着，部族式的治理变为行政格局式的辖区。应该说，划定九州是行政格局第一次在中华文明的舞台亮相。现在就让我们探究一下九州是如何走向历史舞台的。
　　帝尧刚统领万民的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先是出现大旱，好长时间滴雨不落，草木禾苗都被太阳晒干了。汾河里的水也快要断流了，再不下雨，众人就难以活下去了。这时候，帝尧带领大伙深挖蚁穴，找到了水，凿出了井，井水解救了众生。
　　过了不久，天下却出现了洪水，洪水滔滔，遍地涌流，都城平阳也成了一片汪洋。无边的浪涛中飘浮着一座馒头般的山头，众人喊它浮山。从此，就有了浮山这个地名。
　　帝尧和诸位大臣登上浮山，商讨治理洪水的事情，众臣推荐鲧担任头领。他觉得鲧主观武断，夸夸其谈，不想任用，可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人，就勉强同意了。鲧当上了治水的头领。鲧治水的办法是堵塞，哪里有水，他就带人抬土筑坝进行拦挡。起初，还起点作用，日子一久，水越堵越大，堤坝被洪水冲垮，四处漫溢，又淹死了不少人畜。整整折腾了9年，洪水还是没有治住，众臣一致要求将鲧治罪，把他杀死在了羽山。那么，由谁接着治水呢？选中的治水头领是鲧的儿子文命。
　　父亲失败，儿子继任，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帝尧亲见文命，听取他对治水的想法，见他确有办法，便说服众臣，让他挑起这个重担。文命不负众望，治水成功了，成了治水的英雄，后来继承了帝位，死后众人建庙祭祀他，庙号为禹。史称大禹，所以祖祖辈辈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
　　大禹治水的办法和他父亲决然不同，他变堵塞为疏导，让洪流成河，让河水入海。先前平阳一带的大洪水就是因为黄河水流不畅造成的。他率领治水大军，先凿开孟门，再凿开石门，又凿开龙门，洪水一泻千里，流向大海，水患解除了。接着，他逐段治理，百川归海，终于驯服了遍地洪水。
　　治水是个很难苦的工程，历史上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说他公而忘私，身先士卒。据说，大禹新婚后第四天就领受命令，奔赴治水前沿，一去就是13年。第一次路过家门，是大禹离开家一年后了。夜色消退，天空亮出了启明星，他来到了家门口。这时，屋里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他的儿子出生了。他真想蹦进屋去看看儿子，可是，前方治水工程正紧，他没敢放慢脚步。边走边望了望空中的启明星，心想就让儿子叫启吧！再一次路过家门已是4年后了。那一天，前方大坝正要合龙，他走得热汗直流，猛抬头看见了妻子和她怀抱中的儿子。他们站在家门口?望他，不知?望了多少天，总算把他盼回来了。哪里想到治水任务那么紧，大禹只放慢脚步，朝她母子笑了笑，问了声好，又匆匆赶路。
　　一走又是几年。第三次路过家门时儿子长高了，正在门口玩耍，他抱儿子，儿子不认识他，吓得往屋里跑。大禹顾不上向孩子解释，带着治水队伍往新的工地开去。
　　英雄的大禹带着英雄的治水大军舍身忘己，艰苦奋斗，治理出一条又一条河道，地上百流入海，天下万民安居。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写道：『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九州，就这样出现在华夏大地。为什么此时出现九州？或者说，为什么此时划定九州？了解这个简单的问题，需要明白州字的意思。州，是水中的陆地。这等于说，洪水消退，大地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派往前沿治水的大禹顺势而为，按照高于水面，可以居住的地形划分为九块，即九州。
　　这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那时顺势而为的一个举措，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开端。

大禹划九州：从治水到治国的文明跃升

大禹划定九州之举，实乃中华文明从部落联盟迈向国家形态的关键转折。此一创制非凭空而来，乃基于治水实践中对地理疆域与行政管理的深刻认知。

治水工程使大禹得以系统勘察天下山川形势。《尚书·禹贡》详载其"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勘测过程，这种实地考察为九州划分奠定了地理基础。每治理一处水患，必先明了该地水文地貌，此种经验积累使大禹对天下疆域有了整体把握。

大禹治水采取"疏川导滞"之法，需协调各部落人力物力。《史记》载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这种跨部落协作的经验，使其认识到传统部落联盟已不适应大规模公共工程的需要。划分九州实为建立超越血缘的行政区划，以利资源调配与灾害防治。

九州制度体现"天人合一"的治理智慧。每州不仅划定疆界，更根据土壤物产确定赋税等级，《禹贡》中"厥田惟中中"等记载，显示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思想。这种区分恰恰源于治水时对各地水土特性的深刻认识。

从鲧"堕高堙庳"到禹"疏川导滞"的治水方法转变，反映了从对抗自然到顺应自然的哲学升华。九州制度正是这种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延伸——不是强行改变各部族现状，而是在尊重地理人文差异基础上建立统一管理体系。

大禹划定九州，标志着中华文明治理模式从血缘部落向地缘行政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行政区划创新，而是基于治水实践对人与自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刻重构，为后世"大一统"国家形态奠定了最初范式。九州制度历经三千年演变，其"因地制宜""和谐统一"的核心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智慧。

九州之划：大禹治水背后的政治智慧与文明转型

大禹划分九州之举，实乃中华文明由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转型的关键节点。乔忠延先生所述大禹治水之事迹，诚然揭示了治水工程之艰辛，然九州之划定，其意义远不止于水利治理，实为上古政治文明的一次重大突破。

考诸《尚书·禹贡》，九州之划分绝非简单的地理区划。大禹"奠高山大川"、"任土作贡"，实则是以水系山脉为自然界限，将原本松散的部落联盟整合为具有明确疆域观念的行政单元。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之设，每一州皆详载其土壤性质、赋税等级、物产特色及贡道走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空间治理体系。这种"画野分疆"的政治智慧，使分散的部落群体开始形成"天下"观念，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疆域基础。

从治水方略观之，鲧之"壅防百川"与大禹之"疏川导滞"，不仅是技术路线的差异，更反映了两种治理思维。堵塞之法恰如部落社会各自为政的状态，而疏导之道则体现了整体协调的治国理念。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通过治水工程将原本相互隔绝的部落群体纳入统一的协作网络，使人们在共同治水过程中形成了超越血缘的地域认同。九州之划，正是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九州体系并非简单的空间分割。《禹贡》所载"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五服制度，表明大禹已构建起以王畿为中心、依距离远近确定治理方式的层级化政治空间。这种"同心方"式的天下观，将地理空间与政治秩序完美结合，开创了华夏文明特有的"差序格局"治理模式。

考古发现印证，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确实出现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区域中心聚落。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等遗址的城垣建筑，与文献记载的大禹时代相吻合。九州概念的形成，很可能反映了当时实际存在的若干区域性政治实体，经大禹整合而系统化、制度化。

大禹划分九州的历史意义，在于完成了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关键转变。通过治水这一公共工程，将部落社会重组为地域性行政单位，使华夏文明迈入了国家形态的新阶段。这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共同治理为纽带的政治整合方式，不仅解决了洪水危机，更塑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其影响绵延至今。九州之制，实为中华政治文明的第一块基石。

大禹划九州：从治水实践到国家治理的文明跃升

大禹划定九州之举，实乃中华文明从部落联盟迈向国家形态的关键转折。细究其因，绝非简单的行政区划创设，而是治水实践倒逼出的治理智慧升华，是应对自然挑战而催生的文明突破。

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为其行政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在长达十三年的治水历程中，他"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对各地山川形胜、物产风俗了然于胸。这种实地勘察的经验积累，使其超越了部落首领的狭隘视野，形成了"天下"格局的整体认知。尤为关键的是，治水工程需要跨部落的大规模人力协作，这种超血缘的协作实践，客观上瓦解了部落壁垒，为地域性行政区的创设提供了社会基础。

九州划分体现了"因势而治"的治理智慧。《尚书·禹贡》所载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皆以自然山川为界，如"荆及衡阳惟荆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这种"山川形便"的划分原则，既尊重地理环境的客观规律，又便于行政管理的高效实施。大禹将治水过程中形成的自然地理认知，转化为行政区划的科学依据，展现出实践理性与政治智慧的完美结合。

从文明演进维度观之，九州制度标志着社会治理模式的革命性转变。部落联盟时代依赖血缘纽带维系，而九州体制则以地域关系为基础，通过贡赋制度、资源配置等行政手段实现整合。大禹"任土作贡"的制度设计，使不同地区"各以其职来贡"，形成了超越血缘的经济共同体。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行政创新，而是文明形态的质变，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大禹划定九州的深远意义，在于开创了以地理空间为框架的国家治理范式。这种范式既保留了各地文化多样性，又实现了政治统一性，其影响绵延数千年。从《禹贡》九州到秦汉郡县，再到后世行省制度，无不赓续着这种空间治理的智慧基因。九州划分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治水善后问题，更为中华文明的长久延续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历史价值远超单纯的行政区划创设。

大禹划九州：从治水实践到国家治理的文明跃升

九州之划分，实乃中华文明从部落联盟迈向国家形态的关键转折。大禹治水之功，非仅止于疏导洪水，更在于通过治水实践重构了华夏大地的治理体系，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行政基础。

从《尚书·禹贡》所载可知，大禹划分九州绝非简单的行政区划，而是基于治水过程中对山川形胜的系统认知。每治一水，必察其流域；每导一川，必明其走向。这种"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实践智慧，使大禹得以超越部落视野，形成对天下地理的整体把握。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之界，实为水文地理与人文聚落的自然分野。

大禹治水之法，"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疏导策略，不仅解决了洪水泛滥问题，更创造性地将水利工程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通过疏浚河道、划定流域，自然形成了以水系为纽带的区域共同体。这种"因水制宜"的治理智慧，使分散的部落群体被纳入统一的水利管理系统，为九州行政格局奠定了物质基础。

《左传》有云："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禹足迹所至，不仅留下了治水的功业，更建立了"任土作贡"的赋税体系。各州根据物产确定贡赋品种，如兖州贡漆丝、荆州贡羽毛，这种差异化的经济管理方式，标志着从部落自愿贡献到国家强制赋税的制度演进。九州体系使资源调配突破了血缘纽带，转向地域化管理。

尤为重要的是，九州划分实现了"协和万邦"的政治整合。大禹在会稽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通过九州框架将松散部落联盟转变为层级分明的行政体系。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易，而是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认同，转向以地域为单位的国家认同，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回望大禹划九州的历史意义，实为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治水的技术实践升华为治国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华夏先民"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九州体系所开创的行政格局，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洪水危机，更为中国后世数千年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原型框架，其影响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