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裘錫圭·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要很好地結合起來

對話裘錫圭·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要很好地結合起來

右爲裘錫圭，左爲戴燕。吳湛攝於2015年

戴燕：您的意思，還是要老老實實去遵循學術的標準。那麼，要做到您所倡導的古典學重建，需要什麼樣的基本訓練？如果今天去研究早期的歷史文化，是不是一定要看出土的東西，如甲骨、簡帛等，如果沒有摸過那些東西，是不是也沒法做？

裘錫圭：最重要的還是古漢語、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也要有古典文獻學的基礎和出土文獻整理方面的知識，對古代思想、歷史、社會也要有一定了解。其實就是要求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很好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古文字跟一般文字、音韻、訓詁的知識都要有，而且還要多讀多接觸傳世古書本身，不能夠只是看一些什麼學什麼概論，對古書沒有足夠的感性認識，那樣是很難做好研究的。

戴燕：由於學者的提倡，出土的東西越來越多，還有文物的商業價值也被開發，我們感覺到差不多這十多年來，對於地下新出的東西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不光是您長期研究的先秦、秦漢時代，基本上是在各個時段，大家都認爲需要用到這些出土的東西，這已成風氣。像中古時期，好像不用碑誌不行，到了明清時代，不進村不找廟，也不行。

裘錫圭：現在刊物上常常有新發現的宋代以來的文書的研究。

戴燕：這一二十年來，這成了一個學界的新常識，就是不講新發現，都沒辦法做學問。這是一個潮流，特別年輕人都受這個影響很大。

裘錫圭：這實際上還是如何處理新資料和舊資料關係的問題。我以前就跟有些年輕人說過，如果一個人不懂新資料，舊資料搞得很好；另一個人，舊的基礎沒有，用新資料胡說八道，那麼寧願要前面那種人。如果對新資料不熟悉，但傳統東西搞得很好，通常還是有他的用處的，那比傳統東西的基礎很缺乏，眼裡只有新資料好得多。譬如考釋古文字，如果沒有應有的古漢語基礎，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看到一個不認得的古文字，就用偏旁分析法，自認爲分析出來了，就到【康熙字典》裡去找，找到用同樣偏旁組成的字，就認爲把那個古文字考釋出來了，這樣考釋，考釋一百個字，恐怕有九十九個是不正確的。研究出土文獻，如果對有關的舊文獻很生疏，就會犯錯誤。我自己就犯過這種錯誤，在我的【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裡提到過。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講過，陳寅恪啊，李學勤先生啊，我在文章里也引用過他們的話。陳寅恪的意見是很恰當的，他說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爲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譬如一個古代畫的摹本，當然有人說是後來摹的靠不住，可是在發現不了完整的真本，只能發現真本的一些殘片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摹本，就不知道這個、那個殘片應該放在哪兒，更不用說完全復原了。

對話裘錫圭·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要很好地結合起來

裘錫圭先生

戴燕：但是現在的趨勢，比如一枚新發現的簡，或者像中古時期的研究讀一個碑，雜誌都很容易登這種文章，反而你不用新材料的文章很難發表。這已經變成了一個潮流。

裘錫圭：那你們就應該多宣傳陳寅恪他們的觀點。陳寅恪是非常注意新資料的人，但他的意見很客觀，我們應該重視。

戴燕：就是過去人講的，還是要從常見書裡面做學問、找題目。

裘錫圭：對。過去有學者批評向達，說他重視新材料，但【資治通鑑】不好好讀，其實向達在舊資料方面的基礎已經比現在我們這些人好得多了。余嘉錫有個齋名，就叫讀已見書齋，就是強調要讀常見書。

戴燕：就在您研究的領域，出土文獻有那麼多，即便是這樣，傳世文獻還是很重要，您還是覺得要依靠傳世文獻。

裘錫圭: 古典學的重建陟彼景山。

裘錫圭：傳世文獻很重要，有些出土文獻不根據傳世文獻幾乎一點讀不通，過去已經有很多人講過了。譬如地下出土的尚有傳本的古書，如果本子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得根據今本來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馬王堆【周易】，用字很亂，假借字很多，還有後來上海博物館的戰國竹簡【周易】，要是沒有今本【周易】，很多字的意思根本猜不出來。這是說直接可以跟傳世古書對讀的（當然其間也有不少出入），還有很多不能直接對上的東西，怎麼念通，還得靠有關的傳世文獻，還有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知識。當然，我們也決不能輕視新資料，忽略新資料，一定要新舊結合，而且要盡力結合好。

*（本文選自中華書局【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學者訪談錄】）

對話裘錫圭·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要很好地結合起來

【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學者訪談錄】

論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辯證關係——讀裘錫圭先生治學理念有感

裘錫圭先生與戴燕教授之對話，實爲當代古典學研究之重要文獻。先生所言"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要很好地結合起來"一語，道出了古典學重建之核心方法論。余以爲，此非僅方法之論，實乃治學之根本態度。

出土文獻之價值，在於其未經後世篡改，保存原始面貌。甲骨、簡帛、碑誌等物，確可爲研究提供嶄新材料。然若一味追逐新出之物，而忽視傳世典籍之深厚積澱，則如無本之木，終難成林。裘先生所言"寧願要舊資料搞得很好的人"，實爲至理。余嘗見今之學者，於【說文解字】尚未精熟，便欲考釋甲骨；於【十三經註疏】尚未通讀，便敢論定簡帛。此輩所爲，非但無益學術，反增淆亂。

陳寅恪先生曾言"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此即裘先生所強調之結合之道。然如何結合？竊以爲當以傳世文獻爲根基，以出土文獻爲佐證。譬如解經，當先熟讀漢唐舊注，再參以出土文字；考史，當先精研正史典籍，再證以考古發現。若反其道而行之，必致穿鑿附會。裘先生自承曾犯此類錯誤，此大家風範，足見其治學之誠。

今之學界，頗有唯新是趨之風。青年學子，或視傳統學問爲迂腐，以追逐新出材料爲能事。殊不知，若無紮實之小學功底，縱有新資料在手，亦如盲者持燭，徒增迷惑。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乃治古典學之鎖鑰。裘先生強調"多讀傳世古書本身"，正是針對時弊而發。余以爲，讀古書如飲醇酒，須細品其味，非概論類書籍所能替代。

至於"古典學重建"之訓練，裘先生所列諸項，皆爲必備。然其中最要者，仍在培養"通人之學"。所謂通人，非謂無所不知，乃指能貫通古今，會通出土與傳世文獻。此種能力，非朝夕可成，須經年累月沉浸於典籍之中，輔以嚴謹之方法訓練。

當今學術分工日細，專家愈多而通人愈少。裘先生之論，實爲對治此病之良方。吾輩後學，當謹記先生教誨：既不泥古不化，也不逐新忘本，要在傳統與創新間保持張力，使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得益彰。如此，方可謂善繼絕學，無愧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