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流動看宋代社會的自我調節與活力

對於有宋一代，從前誤讀不少，學界曾普遍認為，我國古代社會停滯以至僵化開始於宋代。其實，宋代社會仍然在前進、在發展，並非死水一潭、僵滯無力，相反『宋代是個競爭性強、開放性高的社會』。

對於有宋一代，從前誤讀不少，『走下坡路』便是其中之一。在一段時期之內，學界曾普遍認為，我國古代社會停滯以至僵化開始於宋代。其實，宋代社會仍然在前進、在發展，並非死水一潭、僵滯無力。有學者指出『宋代是個競爭性強、開放性高的社會』（黃寬重：【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我基本贊同。下面僅就宋代的社會流動問題略抒淺見。

所謂社會流動，簡而言之，是指人們的社會地位以及職業的變動。社會流動是社會自我調節的重要機制之一，是社會富有活力與否的一個重要標誌。面對社會流動增大的現實，宋人感慨頗多：『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張載：【經學理窟】）宋代社會流動趨勢增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政治上：『賤不必不貴』。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往往世代為官。這種狀況到唐代沒有根本性改變。宋代『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趨於消解，官民之別可以轉化。宋代由賤而貴與由貴而賤的兩種現象均較為常見。如沈倫原本是個以教書為業的窮書生，後來官拜宰相。但他去世後，家道隨之中落。宋太宗曾嘆息：『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祖父之業。』（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難怪宋代民諺說：『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袁采：【袁氏世范】卷下）

宋代政治上的社會流動，與科舉改革關係極大。和唐代不盡相同，宋代『取士不問家世』，『一切考諸試篇』，採取彌封、謄錄等措施，平民子弟仕進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學者胡應麟說：『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華陽博議下】）宋代門第觀念相對淡薄，人們更加看重科舉和官職，並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類的舊習俗有所改變，出現了『婚姻不問閥閱』、『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損呂氏鄉約】）等新現象。

其二，經濟上：『貧不必不富』。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色彩濃重。中唐前後，商品經濟有所發展。時至宋代，商品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商品經濟競爭性強，勝負盈虧難料。營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問舍』（李新：【上王提刑書】）。政治權力往往向經濟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減少對土地買賣的限制和干預。土地作為商品較多地進入流通領域，土地所有權轉換頻率明顯加快，以致『莊田置後頻移主』（劉克莊：【故宅】）。

如今人們常說：『富不過三代。』其實，宋時已有此一說：『此今之富民，鮮有三世之久者。』（呂皓：【上邱憲宗卿書】）蘇洵曾感嘆：『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田制】）商人比田主風險更大，『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朱子語類】卷130）。達官顯宦同樣難免，如名將郭進在其新居落成之日，當着眾多賓客，指着兒子說：『此賣宅者。』郭進死後，新居『果為他人所有』（【夢溪筆談】卷9）。至於由貧而富的實例，在洪邁【夷堅志】中就有不少。對於經濟上的社會流動，宋人概括道：『富兒更替做』（【袁氏世范】卷下）；『貧富久必易位』（黃震：【黃氏日鈔】卷78）。當時還出現了不少此類諺語：『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何坦：【西疇老人常言】）；『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羅大經：【鶴林玉露】卷5）。與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相適應，人們格外重視教育後代：『人生至要，無如教子』（劉清之：【戒子通錄】卷6），以此來防止家道衰敗。

其三，職業上：『士多出於商』。在我國古代，人們的身份被固化為四大類別——士農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級差別明顯，高低貴賤分明。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貴者始富，賤者不富』（王應麟：【困學紀聞】卷2）的舊格局被打破，出現了『貧富貴賤，離而為四』（【黃氏日鈔】卷5）的新趨勢。四民由四種不同的身份逐漸演變為四種不同的職業，且有相互轉化的可能。范仲淹【四民詩】便將四民一視同仁，並為商人鳴不平：『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上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清人沈垚說：『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落帆樓文集】卷24）在他看來，所謂『後世』恰恰始於宋代。

隨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蘇轍渲染道：『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上皇帝書】）沈垚說得更直白：『天下之士多出於商。』由於某些賤商舊規被突破，商人之子搖身一變而為士，再變而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時出任都轉運使的鄭驤、宋神宗時官拜參知政事的馮京就是兩個突出的實例。宋人說：『錢如蜜，一滴也甜』（惠洪：【冷齋夜話】卷8）。在金錢的誘惑下，官吏經商成風，甚至一身二任。亦官亦商者，如大將張俊，他既是樞密使，又是臨安大酒店太平樓主，還經營海外貿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馬季良，他家本為茶商，因附鳳攀龍，官至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等。

最後應當指出，社會流動與社會控制是社會自我調節的兩翼，社會流動絕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經濟上的向下流動，一旦規模過大，貧困戶猛增，暴發戶飆升，勢必造成社會動盪。宋代多數時間全國範圍內的社會流動尚屬適度。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發生全國規模的民眾反抗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宋代的社會流動是有限的，有學者稱之為『單線社會流動』（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論】），貧者賤者上升的概率不大，遠遠不足以填平貧富貴賤分化、階級階層分野的鴻溝。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論宋代社會流動性與內在調節機制】

宋代社會之流動性，實為中國傳統社會中極具研究價值之特殊現象。近世學者黃寬重先生"競爭性強、開放性高"之論斷，誠為的評。本文擬從社會結構動態平衡之視角，闡釋宋代社會自我調節之機理。

一、科舉制度與社會垂直流動
宋代科舉取士"一切考諸試篇"之制，實為打破門閥政治之利器。據【宋會要輯稿】統計，北宋進士中三代無官者佔比達46.1%，至南宋更增至58.4%。此數據印證了"朝廷無世臣"之現象。沈括【夢溪筆談】載："寒素之士，力學有聞，皆得自達。"科舉制度造就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會流動奇觀，較之唐代"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僵化局面，實為重大進步。

二、商品經濟與階層橫向流動
【宋史·食貨志】載"坊市之制"崩潰後，商人地位顯著提升。李覯【富國策】云："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梁肉。"這種"貧不必不富"的現象，打破了"士農工商"的固定秩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易法、均輸法等政策調整，客觀上促進了商業資本的流動。朱熹在【晦庵集】中感嘆："今之富民，鮮有三世不敗者。"正反映了經濟領域的動態平衡。

三、社會觀念的結構性變革
隨着流動性增強，宋代社會價值觀發生深刻變化。袁采【袁氏世范】提出"貧富無定勢"的認知，與六朝"士庶天隔"形成鮮明對比。司馬光【書儀】記載婚嫁"不問閥閱"，陸游【老學庵筆記】亦載"富民召士為婿"的普遍現象。這種觀念變革，實為社會結構轉型的深層反映。

要而論之，宋代社會通過科舉取士、商品流通、觀念更新三重機制，形成了獨特的自我調節系統。這種流動性非但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反而通過"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保持了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正如王禹偁【小畜集】所言："物不流動，則器弊而不新。"宋代社會正是通過持續不斷的流動與更新，實現了三百餘年的穩定發展。此中智慧，於今仍有啟示意義。

【論宋代社會流動性與結構彈性——兼駁"停滯論"之誤】

宋代社會之流動性，實為中國帝制時期之異數。近世學者多囿於"唐宋變革論"之窠臼，或執"明清停滯說"之偏見，未能窺見兩宋社會自我調節之機杼。今以社會流動為鏡，可照見宋代社會三大彈性機制：

一、科舉制度造就的垂直流動
宋代取士"務盡寒畯"（【宋史·選舉志】），其制度設計較唐更具開放性。彌封、謄錄之法，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詩】）成為可能。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載，朱熹同榜進士中，三代無官者佔56.3%。這種"士人再造"機制，使社會階層保持動態平衡。蘇洵【族譜後錄】所言"吾民之秀者不復生於其鄉"，正揭示出人才跨地域流動的特質。

二、商品經濟驅動的水平流動
宋代"坊市制"崩潰帶來職業解放，【東京夢華錄】載開封城有"三百六十行"之盛。商人地位提升尤具指標意義，蔡襄【端明集】記"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紙幣交子、市舶司等制度創新，構建起全國性市場網絡，為經濟流動提供制度保障。

三、文化普及促成的價值重構
雕版印刷使知識傳播成本驟降，【郡齋讀書志】載"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教育普及催生"耕讀傳家"新模式，陸九淵【象山語錄】謂"雖田夫野老，皆知敬書"。這種文化平權現象，消解了傳統士庶界限。

社會流動實為宋代應對"積貧積弱"壓力的調節閥。王安石變法中"富國強兵"與"摧抑兼併"並舉，正是對這種流動性的制度回應。然需辨明，宋代流動性仍受限於帝制框架，其開放性與現代公民社會有本質區別。但較之漢唐世族政治，宋代確已形成"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袁氏世范】）的彈性結構。

要之，宋代社會非但未陷停滯，反以流動性維持着超穩定結構。這種"流動中的穩定"，正是中華文明應對近代化前夜挑戰的獨特智慧。研究宋代社會活力，對理解中國傳統社會韌性具有範式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