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隆港口遗址中印联合考古正式启动 发现中国古瓷铜钱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近日正式收到印度国家考古局（Archaeology Survey of India）批复，获得了2017年度印度喀拉拉邦奎隆港口遗址（Kollam Port Site）考古发掘项目资质。自此，印度奎隆港口遗址中印联合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奎隆港口位于印度西南沿海，是喀拉拉邦（Karela）境内位列柯钦港（Cochin Port）之后的第二大港口。据中国文物信息网消息，2014年2月开始，港口拟对码头长度和深度进行扩建，在中部偏北的靠岸位置开始向下挖沙，挖深至水下约4.5至8米深处，沙土中发现大量陶、瓷及金属质文物。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对此高度关注，遣专人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并对出水文物进行了跟踪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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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奎隆港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残片。

迄今，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陶、瓷残片已约万余件，金属文物约千余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度本地生产的红砂胎陶器。印度本土以外的文物，还包括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彩色玻璃装饰物，以及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铜钱、孔雀蓝釉陶器。同时出土的中国文物，包括500多件瓷器残片，以及1300多枚铜钱（含残件）。其中瓷器残片包含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产品，年代约在10至14世纪。铜钱纪年自8至13世纪。这是目前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年代序列较为明确、来自同一国家的唯一一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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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奎隆港口遗址出土开元通宝。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的考证，今天的奎隆港口始建于9世纪中叶，港口遗址新出土的几枚注辇王国（Chola Dynasty）钱币可印证其时奎隆属注辇国管辖。〖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记载，西南印度的注辇国有部落名故里，其名称与位置均与今天的奎隆（Kollam / Quilon）相近。奎隆港口发现的大批来自9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及钱币，可以为确认奎隆港口遗址的年代、性质及其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提供重要实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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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瓶，1965年出土于福建，现藏国家博物馆。

除出土印、中文物外，奎隆港口遗址还出土有一定量的来自地中海、伊斯兰地区的文物。其中，有几件孔雀蓝釉陶器残片，与福建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瓶基本相同，年代不晚于10世纪中叶。这一现象表明，奎隆港口遗址是一处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而非仅是中印贸易的终点，这也为勾勒10世纪以来印度-地中海区域的航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故宫博物院与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的考古交流与合作项目开启于2013年，并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政府2014-2015年度文化合作项目〗。迄今，双方已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研究交流合作。其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于2014年至2015年间三度赴印，与KCHR会在印度沿海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陶瓷标本科技检测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具体合作。2016年10月，故宫博物院邀请KCHR工作组访华，在故宫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古及实验室考古交流培训工作，并前往景德镇瓷器窑址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实地调研。

2017年度奎隆港口遗址考古工作，将由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喀拉拉邦大学（University of Kerela）、故宫博物院三方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包括考古调查、试掘及正式发掘在内的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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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路线，图中小葛兰即今奎隆。

【延伸阅读】

奎隆，印度喀拉拉邦南部濒阿拉伯海的港口城市。英语Kollam，葡萄牙语Quilon，中国古代称故临、俱兰。

故临国（宋〖诸番志〗）

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土俗大率与南毗无异。土产椰子、苏木，酒用蜜糖和椰子花汁酝成。好事弓箭，战斗临敌以彩缬缠髻。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地暖无寒。每岁自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每浴毕，用郁金涂体，盖欲仿佛之金身。

小葛兰国（明马欢〖瀛涯胜览〗）

自锡兰国马头别罗里开船，往西北，好风行六昼夜，到小葛兰国。其国边海，东连大山，西是大海，国王、国人皆锁俚人氏，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婚丧等事与锡兰国同。土产苏木，胡椒不多。其果菜之类皆有。牛羊颇异，羊青毛，脚高二三尺，黄牛有三四百斤者。人日食二餐，皆用苏油拌饭而食。而市使金钱，虽系小邦，王亦将方物差人进贡。

《奎隆港考古发现与中印海上丝路实证研究》

此次中印联合考古所获之奎隆港遗存，实为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之重要实证。就出土文物年代序列观之，自唐开元通宝（8世纪）至宋元瓷片（10-14世纪），恰与《岭外代答》《诸蕃志》所载"南毗国""故临国"通商时段相合。其中五代十国时期越窑青瓷与龙泉窑系标本，尤可印证赵汝适所述"博易用瓷器"之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雀蓝釉陶器的共出现象。此类器物在福建五代刘华墓、福州刘氏墓群均有出土，其钴料成分经检测与波斯钴料相近。奎隆港所见者，或为伊斯兰世界输入之中转商品，亦可能是中国仿制外销瓷的早期尝试。这种"技术模仿-再输出"的贸易模式，在13世纪龙泉窑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的青瓷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铜钱流通现象尤具研究价值。注辇国钱币与中国铜钱同出，恰与《宋史·注辇传》"互市用金银钱"的记载形成互补证据。考《宝庆四明志》载"蕃商杂处民间"，这些钱币很可能作为"秤量货币"参与贸易结算。而开元通宝在9世纪南印度的流通，更证明唐代"钱帛兼行"制度对海上贸易的影响。

此次考古发现有三重学术意义：其一，确认奎隆港即宋元文献之"故临"，为古代印度洋航线上重要中转港；其二，揭示出10-14世纪中印贸易已形成"陶瓷-香料-贵金属"的稳定交换体系；其三，出土文物的窑口多样性，证明当时中国沿海窑场已形成针对不同海外市场的专业化生产。

建议后续研究可着重三方面：1）通过窑址比对建立瓷器产地数据库；2）开展钱币金属成分分析以追溯矿源；3）结合海底地形数据重建古代港口布局。这些工作将有助于构建更为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谱系。

《奎隆港口考古所见中印海上丝路文明互鉴》

此次中印联合考古项目之启动，实为跨文明物质文化交流研究之重要里程碑。奎隆港口遗址所出中国文物，不仅印证了宋代赵汝适《诸蕃志》"故临国"（即奎隆）作为"大食诸国商贾转易货物"之枢纽的记载，更以实物遗存揭示了三条关键学术线索：

其一，瓷器年代谱系与海上贸易周期高度吻合。遗址所见10-14世纪越窑青瓷、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及闽广窑口产品，恰与《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国使团携"瓷器万余事"返航之记载形成时空对应。尤其出土开元通宝与宋代年号钱混出现象，暗示晚唐至宋元时期中国铜钱在印度洋贸易圈的持续流通功能——此正可佐证《岭外代答》"（蕃商）喜中国铜钱，每一贯易蕃货百贯"之记述。

其二，器物组合反映贸易层级深化。相较于波斯湾遗址常见之龙泉窑精品，奎隆出土瓷器多属民间实用器，且残片比例高达97%，暗示此处可能兼具商品集散与船舶补给功能。孔雀蓝釉陶器与刘华墓出土伊斯兰风格陶瓶的造型呼应，更揭示技术传播已超越单纯商品贸易层面。

其三，跨文明货币体系实证。注辇钱币与中国铜钱共出，印证《宋史·注辇传》"（其国）效中国铸钱"的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8世纪开元通宝与13世纪宋钱同现，或反映南印度长期沿用中国货币衡制——马可波罗曾记"奎隆港交易用中国小铜钱"，今得实物确证。

建议后续研究可着重三方面：1）通过釉料成分检测追溯瓷器具体窑口；2）结合阿拉伯文献考证奎隆在"广州通海夷道"中的中转地位；3）对比注辇时期建筑遗迹与泉州宋代沉船结构，探究船舶技术传播路径。此番考古发现，实为重构印度洋贸易网络提供了关键性"物质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