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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须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出自东汉王符《潜夫论》的《述赦》篇。王符是东汉后期有名的政论家，与当时的大儒马融、窦章、张衡等人交好，然终其一生隐居不仕，有《潜夫论》三十六篇存世，多为抨击时政之作。《述赦》篇为了论证“法令行则国治”的道理，举了一个鲜活的例子：东汉孝明帝时，荆州举茂才，明帝召对，问荆州有何异闻，茂才对曰有剧贼九人，刺史太守屡屡捉拿不果。明帝追问得知剧贼猖獗之处正是该茂才治下之郡，大为震怒：“贼发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为茂？”于是将该茂才杖捶数百，免其官并严厉追责刺史太守。十天之内，剧贼伏诛。王符在最后说道：“擒灭盗贼，在于明法，不在数赦。”消除盗贼，只能靠严明法令，不能靠屡屡赦免。
中国有深远的法治历史与传统，即便是高扬仁义的儒家也不例外。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希望有适合的人把文王武王留下的良法善政予以执行和落实。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强调要把善政良法通过适合的制度与人员，执行出来，落实下去。荀子也说“有治人无治法”，指出要获得适合的人员来把好的法律予以实施。
同一时代，在地球的另一端，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说：“所谓法治，首先意味着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执行和遵守，其次则意味着法律本身应当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超越性的法治理念落实于具体的社会生活时，关键步骤有二：首先，已经制定的法律要被执行，得遵守；其次，要努力获得更好的法律。这是中西先哲的基本共识。
法律的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甚至在很多先哲看来，法律实施的重要性甚至排在制定良法之先。这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然而究其实却理所当然。因为，如果法律不能被实施，那么就算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最终还是会沦为一纸空文。相反，如果从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实施开始，让法律活在人民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逐步树立法律的信用和权威，一方面逐渐培养人民守法的意识和习惯，就算法律存在某些不足，也可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正当程序加以修订完善。
如果一定要获得真正的“良法”再予以实施的话，那么不仅美好的法治文明会变成海市蜃楼，国家也将危机重重。“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历史已经给出了经验和教训。
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吴起、李悝，改革内政，厉行法治，令出必行，使魏国很快强大起来，一时称雄列国。然而后世魏国君臣，虽继承文侯时代良法，却不能予以有效实行，于是魏国迅速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李悝一位名叫公孙鞅（即后世知名的商鞅）的学生，带着老师所写的《法经》奔赴秦国，以魏国改旧制行法令的经验为基础，帮助秦孝公改革政事。徙木为信，有功必赏，很快就树立了法律和政令的权威。秦国迅速强大，最终平定六国。六国都想统一天下，为何秦国成其大功？原因很多，但其中枢纽，无疑在于秦国对法律实施之重要性的一再强调和一贯坚持。
问题在于，秦国既然靠令出必行而强大，那么秦朝为何二世而亡呢？这就涉及法治理念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追求良法的问题了。所谓良法，虽然有一般性的理念原则，但具体历史生活中的“良法”，却不可一成不变，而是要随世损益，以应时需。秦法没有在新的时代满足新的历史需求，反而以举国之力将其强行推行到六国故地，最终引发了激烈反抗，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故而秦国之兴，兴于“行法令”，秦朝之亡，亡于其所行之法不再是适合时代需求的“良法”，而是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落后之法。
以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也就是说，在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更加适合时代需要之“良法”的追求。这样的良法，一定会因扎根于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顺应历史潮流，满足时代需要，活在人民中间，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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