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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在中國諸種文體中一直備受尊崇，但在西方早期，詩歌的地位就相當曲折了。蘇格拉底要把詩人趕出城邦，柏拉圖要把詩人驅逐出理想國，而亞里斯多德則明確主張『打開門，讓詩歌進來』。這種趕出、驅逐與迎接，看上去是兩種矛盾的態度，其實都是建立在對詩歌特性的深刻認知上。詩歌的自由、奔放、激情，與哲學、歷史當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學者的立足點不同，對詩歌、詩人的看法便也截然有異。但詩歌與詩歌之間，其實相差很遠。南朝鐘嶸以上、中、下三品論詩人品第，持以爲高下的基準正是詩歌本身。那麼，到底什麼樣的詩歌會成爲經典，堪稱上品？也許答案各有不同，但我贊同莎士比亞的說法：只有表現美智的詩才會不朽。自由、激情與美智的結合構成了詩歌獨特的魅力，而愛情則是詩歌中最動人心魄的內涵了。 詩歌與愛情的結合，正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道最璀璨的風景。楊雨教授【問世間情是何物】一書，於詩歌愛情大含細入，十首詩歌，十個愛情故事，自漢武帝、卓文君、李白、元稹、李煜以迄蘇軾、秦觀、李清照、元好問、柳如是，無論是帝王、官員，還是百姓，也無論是文學巨匠，還是平民女子、青樓歌妓，那些被記錄下來的、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楊雨教授擇其經典，於追源溯流間，拷問人性，權衡中西，既有迷離感性的愛情故事，又有抽象演繹的愛情觀念，不啻沐浴文學異彩，也是觸摸人性之光。 以前讀白居易的【長恨歌】，讀至『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當然知道他以漢喻唐，矛頭對著的其實是唐玄宗。但我也總是很有感慨：如何堂堂一個漢武帝，居然重情如此，將多年心思放在尋找一個傾國傾城的美女身上！事實上，陳鴻的【長恨歌傳】便果然批評唐玄宗在位多年後，『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但無論是白居易，還是陳鴻，他們把立於政治立場的批評與本於愛情角度的讚美往往混在一起，使得詩歌主題隱約難明。這也給後來的文學研究帶來了許多障礙。再看看文學史上的其他詩人，批評同樣很隱蔽，而寫韻事則很傳神。如劉希夷【公子行】有『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之句。李商隱的【漢宮】詩云：『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王母不來花朔去，更須重見李夫人。』何以一涉愛情，詩人便態度模糊了呢？楊雨教授在第一講用了很多篇幅講述漢武帝與李夫人愛情故事的過程，將漢武帝的渴望、幸福、痛苦、追思一一敘來，我覺得這從本質上是在一種對歷史的基本勘察和合理想像中來展現人性的魅力。 當然，所謂經典的愛情並非都是甜蜜的。作爲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詩人往往更多地帶著浪漫不羈的個性，這讓愛上詩人的人或許會平添煩惱、憂愁，甚至會時時處於絕望的境地。讀李白的【別內赴征】詩：『王命三征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李白這次當然是從廬山應『王命三征』而辭別宗夫人，但像李白這樣任性的人哪裡是阻止得了的呢？他註定不能完全屬於家庭，也註定愛情不可能成爲他生命的全部，甚至不能成爲主體。所以對於宗夫人來說，既然被李白的絕世才華所吸引，則愛情與犧牲的關係，她自然是透徹地了解的，包容和成全也就必須成爲她對待與李白愛情的基本態度。 愛情的形態各異，當然也各具神韻。楊雨教授花了大量精力去勾勒詩歌背後的故事，扣緊時代、經歷和個性，集中地展現出中國式愛情的整體特點，讀來饒有興味。對於詩人來說，妙筆著華章，乃是從愛情中來，到詩歌中去；而對於讀者來說，知人且論世，則是從詩歌中來，到愛情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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