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國學向何處去？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系和標示，振興文化，繼絕開新，也是社會發展所需。那麼，在經歷了快速發展的2015年之後，新的2016年，傳統文化的振興又會是什麼樣的？新春之際，記者採訪了著名學者——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陳明，他說，『國學未來的發展，需要的是務實、深厚，因為國學的興起最深厚的動機和需要在於一個民族的生命自覺。』

一個重要的節點

北京晨報：2015年，傳統文化熱度不減，和國學相關的大事件層出不窮，許多事件和現象影響深遠，在您看來，這樣的現象意味着什麼？有哪些現象是引起您的重視？

陳明：這樣的現象說明我們的社會處於深刻的變化之中。長期以來談社會轉型幾乎不言而喻的就是在現代化理論語境裏講現代轉型。我這裏的深刻變化，則是指我們的國家社會在經濟得到巨大發展之後，意識到所謂的轉型並不是要轉向某種想像的現代模式——當然並不排斥現代性，而是要從自己的歷史和現實以及訴求這樣一種內在性出發確立自己的目標，形成自己的方案穩步前行。這是一個過程，2015、2016則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節點。政府、學界以及民間甚至國際上的種種現象或正或反都指向這一方向，既像是它的結果又像是它的原因。它的意義和內涵我覺得需要從歷史哲學甚至天命的角度去感受理解。

北京晨報：有沒有您認為影響特別深刻的事件或現象？

陳明：有幾個與國學有關的事件值得一提：一是中華孔子學會改組換代。履新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們的熱情和理念，頗有承擔，叫人想起張載概括的儒生使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二是深圳中華孔聖會的成立。前路坎坷可以預料，但願天不喪斯文護佑它一路走好！三是【天府新論】組織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兩岸新儒家會講』。10年前就有人說儒學的發展重心已經由港台轉移到了內地。李明輝不以為然，內地一些學院派也跟着唱衰。內地新儒學解釋了自己在問題意識、話語方式和經典譜系等各個方面的獨特面向並不是作為以唐牟徐為代表的港台新儒學的對立面而出現的，而是在對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這一近代中國最深刻的現實問題的思考的必然結果。它的思想基礎在於對『五四』及其產生的革命敘事與啟蒙規劃的反思和超越，而它真正的對話對象乃是中國內地的兩個派別。至於與其他儒學論述的張力其實僅屬於第二層次內容，並不特別重要。

國學需要潛沉務實

北京晨報：傳統文化受到重視的同時，不同意見和爭論也一直存在，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學熱還有過於功利、浮華等問題，這些意見或者問題您怎麼看？

陳明：不同意見首先來自堅持革命敘事與啟蒙規劃的兩個派別。這是無解也不必有解的諸神之神，三個傳統都有自己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洞見。我覺得重要的是儒門在心態、觀念和知識上做好與它們長期互動的準備。至於功利、浮華等問題隨着事情的推進、社會的發展應該會好起來。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目前的活動或者是政府主導或商業推動，但最根本的一點即國學作為傳統文化與社會生活和個體生命內在的有機關係沒有得到足夠關注，本立而道生嘛。

北京晨報：2015年，國學發展很快，2016年是否會更快，會不會迎來新的高峯，假如有，您覺得會怎樣表現？或者說有可能表現在哪些方面？

陳明：快只是一個很外在的概念。國學發展最需要的不是快或高峯，而是要沉潛務實、深耕基層，因為國學興起的根本動因在於民族生命的自覺，它需要確立自己的自我意識。這不只是一個傳統的簡單回歸的問題，而是一個傳統日新其德，找到其當代表達形式的問題。這需要與時代對話，與世界對話，需要對自己遇到的問題有所承諾、有所承擔。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舊的王朝舊的帝國瓦解崩潰後，如何建構起新的國家形態，如何在這個政治共同體內形成共識和認同的問題。從這樣的目標定位出發，我們會發現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其實是很低的，任重道遠。有意思的是，中紀委網站去年連續刊登了家訓、鄉規民約方面的內容，與鄉村儒學概念遙相呼應。『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只有把社會做厚了，核心價值觀才能落實，國學之熱才會有所附麗。

國學實踐知易行難

北京晨報：社會或者新聞的熱點，往往和事件性有關，但在學界，對於國學，傳統文化的研究，當前比較大的成就，或者關注比較多的焦點在哪裏？

陳明：國學、傳統文化的研究熱點，一個是新文獻，一個是新觀點。前者有清華竹簡的整理披露，這是專門之學，不去講它。思想觀點則是康有為大熱，以致大陸新儒家被稱為新康有為主義。曾亦、唐文明、干春松、章永樂都有很不錯的作品，【原道】今年還將邀左派右派和保守派的作者再做專題。因為康有為是從帝國轉型，從疆域族群不分裂的前提下思考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的問題，思考儒家在這一進程中該做什麼如何去做。五四的時候我說李澤厚等是五四下的蛋，他回應說我是張之洞放的屁，挺機智，但不準確。二十年前我重提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今天則關注康有為的『保教救國』，這是一種深化：張是在中西語境裏思考文化問題，康則是在古今語境裏思考政治問題——近代西方衝擊下的帝國轉型無疑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仍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康有為問題沒過時，康有為的思路也同樣值得重視。

北京晨報：未來振興國學的努力，要怎樣和現代生活相融合，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強，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必須要做還未做的，有哪些改變是必須改變而未改的？

陳明：這個問題很好，也很大，可謂其言難知，其實易行，只要去做就能解決、就會找到答案。問題是要開頭，要邁出第一步。

從尊重到體會文化

北京晨報：傳統文化復興，國學熱已經很多年，您認為這些年最大的變化在哪裏？改變了什麼？又有哪些是您覺得依舊有遺憾，需要努力的？

陳明：最大的變化就是傳統得到了較大的尊重，人們不再用封建落後去對它概括定性了。這是一種思想觀念和心理情感上的重要改變。遺憾則是，文化的發展必須在生活生命裏生根，而現在政府似乎還沒有提供這樣的政策空間，學界也沒有這樣去做的計劃，社會自己也還沒有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之後回過神來去找尋靈魂。

北京晨報：很多人會有疑問，傳統文化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又會給社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改變？

陳明：人的成長在穿衣吃飯之外，還需要知識滿足理性，意義慰藉靈魂。國學之所以叫做國學，不僅是本國之學，還是對本國的歷史、國家和國民具有特別意義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套關於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論述，並且得到廣泛接受和信從。儒家正是這樣的東西。當然，現代多元，各種論述並存，但儒教的地位或影響是首屈一指的。從社會層面來說就更是如此了。亨廷頓講文明的衝突，他把西方叫做基督教文明，中東叫做伊斯蘭文明，中國叫儒教文明，就很說明問題。至於它能帶來什麼變化，有什麼意義，先要看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今天感覺到意義嗎？稱得上儒教文明嗎？『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沒錯，可是不是也需要追問一下，人民信仰什麼民族才會有希望。

國學之興：在民族生命自覺中重尋文化主體性

陳明教授所言"國學的興起最深厚的動機和需要在於一個民族的生命自覺"，實為切中肯綮之論。2015年國學熱潮非一時風尚，實乃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主體性覺醒的必然表現。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民族必然要回歸自身文化根系，尋求精神安頓之所。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在現代性語境下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

當前國學發展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徵：其一，從學術殿堂走向公共領域，中華孔子學會改組、深圳孔聖會成立等事件表明儒學正在重建其社會建制；其二，學術範式發生轉變，"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的討論標誌着大陸新儒學已形成獨特的問題意識和話語體系；其三，國學熱引發的爭議恰恰反映了文化自覺過程中的價值重構。這些現象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中國現代化道路需要建立在本土文化資源的基礎之上。

面對未來，國學發展確實需要"務實、深厚"的態度。務實意味着避免空談義理，而要關切現實問題；深厚則要求我們超越表象熱鬧，深入經典內核。當代國學不應淪為文化裝飾品，而應成為解決現代性困境的思想資源。如張載所言"為往聖繼絕學"，繼承是為了創新，唯有將傳統文化精髓與現代文明相融合，方能真正實現民族文化的復興。國學之興衰，實繫於我們能否在全球化時代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主體性。

國學的當代使命：在文化自覺中重構民族精神家園

陳明教授對2016年國學發展的展望，道出了一個深刻的文化命題：國學復興的本質動力，源於一個民族對自身生命形態的自覺與反思。這種自覺不是簡單的文化復古，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新尋找文化主體性的精神探索。2015年國學領域的一系列事件，恰恰印證了這種文化自覺正在中國社會各層面悄然形成。

中華孔子學會的改組與深圳孔聖會的成立，標誌着儒學正在從學術殿堂走向社會生活。這種轉變意義重大，它意味着國學不再僅是學者書齋中的研究對象，而開始成為塑造公共文化空間的精神資源。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宏願，在當代語境下獲得了新的實踐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實踐並非簡單地恢復傳統儀式，而是試圖在現代化條件下重建儒家思想與社會生活的有機聯繫。

關於兩岸新儒學的討論則揭示了國學發展的另一重要維度——思想創新。"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的提法，實際上是對儒學現代轉型路徑的重新思考。內地新儒學對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問題的關注，反映了儒學正在從心性之學轉向更具現實關懷的實踐哲學。這種轉向不是對傳統的背離，而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精神的當代詮釋。李明輝與內地學者的分歧，本質上是關於儒學如何應對現代性挑戰的方法論之爭。

當前國學發展確實面臨諸多挑戰。商業化、表面化的現象確實存在，但這不應成為否定整個國學復興運動的理由。我們需要區分國學作為一種文化資源的多層次展開：在學術層面，需要嚴謹的文本研究和思想闡釋；在教育層面，需要系統的經典傳授和價值觀培養；在生活層面，則需要創造性的轉化與應用。這三個層面既相互聯繫又各有側重，不能因某一層面的問題而否定整體價值。

國學在2016年及未來的發展，應當遵循"返本開新"的路徑。所謂"返本"，是深入理解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所謂"開新"，則是將這些精神轉化為應對當代問題的思想資源。從歷史哲學角度看，國學的當代意義不僅在於保存文化遺產，更在於為中華民族的現代轉型提供文化支撐。這種支撐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在與其他文明的對話中形成的開放性體系。

國學未來的道路，應當是"潛沉"與"務實"的結合。潛沉，意味着深入經典、嚴謹治學；務實，意味着關注現實、回應時代。只有在紮實的學術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國學才能真正成為民族復興的精神動力。2016年的國學，正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上，它的方向既不是簡單的復古，也不是盲目的趨新，而是在文化自覺中重構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國學復興的深層邏輯與未來路徑

陳明教授對2015年國學現象的解讀頗具洞見，揭示了當代國學復興背後的深層文化自覺。這種自覺絕非簡單的復古情緒，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在經濟崛起後必然經歷的文化主體性重構過程。從歷史哲學維度觀之，此現象實為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關鍵節點，其意義遠超一般意義上的"傳統文化熱"。

當代國學發展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徵：其一，從港台新儒學的道德心性論轉向對國家建構與文明秩序的思考，此乃問題意識的重大轉換；其二，經典詮釋不再拘泥於宋明理學框架，而是上溯至先秦兩漢，下探晚清民國，形成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其三，實踐維度從個體修身擴展至社會組織與文化重建，如孔聖會等民間機構的興起即為明證。這種轉變呼應了湯一介先生晚年提出的"新軸心時代"命題，即各大文明都在進行創造性的自我更新。

針對當前國學發展中的爭議，我們應當建立三個基本認識：首先，國學復興必須避免民粹化傾向，保持開放包容的學術品格；其次，經典詮釋需要平衡歷史性與現代性，既不陷入考據癖的窠臼，也不淪為實用主義的附庸；最後，制度建設比符號復興更為根本，如何將儒家價值轉化為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是亟待解決的難題。錢穆先生曾警示："非通古今之變，不足以言儒學。"此言至今振聾發聵。

展望未來，國學發展應當遵循"返本開新"的路徑：在學術層面，需要重建經學傳統與現代學科的對話機制；在教育層面，應當推動國學素養成為國民教育的基礎組成部分；在社會層面，則要探索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公民社會的結合方式。唯有如此，國學才能真正成為民族生命自覺的載體，而非文化消費的標籤。陳寅恪先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是當代國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學術品格。在這個意義上，2016年及以後的國學發展，既需要文化擔當的勇氣，更需要學術理性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