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解读国学之道·国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朱汉民解读国学之道·国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学的地位、作用、影响正在日益提升。所以，人们也会越来越关心：国学是一门什么学问？

我们可以简要地回答：国学是一门求道的学问。但是，什么是道？记忆中古代圣哲所讲过的道，似乎是很遥远、很玄妙、很高深的。儒家的道存在于久远的唐尧虞舜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家的道不可言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佛教的道是无比超越的：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原来，道是很遥远的，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道是很玄妙的，是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道是很超越的，我们要突破思维与语言的枷锁才能幡然领悟和直达本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消耗自己短暂的生命，去追求这么难以企及的目标？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的圣哲曾经很亲切地告诉我们，国学所讲的道是很平实、很常见、很简易的。儒家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家在回答所谓道，恶乎在的疑问时，肯定道无所不在。佛家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原来，道是很平实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日用常行的规则；道是很常见的，它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道是很简易的，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命实践就是道。所以，道是可以追求的，而且必须有道，我们的生命实践才获得永恒的意义与价值

本来，国学是古代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价值，他们留下的国学典籍与文献，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道，更加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实践中识道、体道、遵道，最终达到与道为一的目标。所以，国学之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实践。学习国学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国学、以使自己与道为一的过程。古代中国人思考、信仰、体认天道，但是中国人体认的天道，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某种外在实体，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用常行、喜怒哀乐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一个必须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故而，古代中国人求道的过程，就是一个参天地、赞化育的生活实践即生命活动过程。

朱汉民解读国学之道·国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由于中国的国学传统更为关注主体实践，而并不特别在意应如何论述客观世界是什么，故而国学的最重要特点不是解释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可见，中国传统国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特色。〖论语〗记载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而孔子的诸多回答则不是概念和定义上的，因为他回答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学会定义仁的概念，而是希望身边的弟子能够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去实践仁。所以，孔子的回答包括克己复礼为仁、爱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仁者先难而后获等等，均是如此。那么，学生求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仁的知识，而是如何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去实现仁，能够在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的生活中去实践和完成仁。可见，这种对仁的学习过程，就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学意义上的仁的概念，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仁心、仁性的实现。广而言之，儒家的经学均不是一套概念性知识体系，而是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知识。〖周易〗是告知你如何学会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和践行，〖尚书〗向你展示的先王施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仪礼〗告诉人们各种各样社会行为的准则等等，经学其实均是后人的生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的规范性、程序性知识。

其实不光是儒家，其他各家各派的知识形态均具有很浓厚的实践性知识的特点。向来以探讨形而上之道著称的道家，他们在讲到许多关于道之不可描绘、不可言说的特点后，最后则讲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实践中领悟、把握道，正如庄子以庖丁的口气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因此，尽管道家的理论十分抽象深奥，但是最终的知识具有浓厚的实践特色，〖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知识就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隋唐佛学大盛，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佛学流派，包括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等。但是，最后能够传衍下来，并且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却主要是禅宗。禅宗的最大优势，就是保留了中国文化重视社会实践的传统，将佛学与践行统一起来，而不是一味翻译佛学经典，研究繁琐、抽象的佛学理论。禅宗的生活化、实践化，使佛教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国学的特色、优长，均是体现在实践方面。国学重视知识教育，其教书始终与育人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内圣）、做事（外王）。所以，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内圣）、做事（外王）的实践，向来是国学的根本。由于中国传统国学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故而先哲给我们谈学习国学的方法，就是要求将国学的求知与实践统一起来。孔子最早提出了学、思、行，荀子提出闻、见、知、行，而〖中庸〗则系统地提出了学、问、思、辨、行，其实它们最终均可以简化为求知、实践两个基本环节。将躬行实践作为国学教学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强调教学过程与生活实践过程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教学过程论中最显著的特色。故而，尽天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国学的求知必须落实于生活实践，因为实践方是国学知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

朱汉民先生《国学之道》解读刍议

朱汉民先生以“求道”界定国学之本质，诚为精当之论。然国学之道兼具超越性与日常性之双重品格，此中深意，尤待阐发。笔者试从体用关系、实践工夫二端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道之体用：即超越即平常
儒释道三家论道，看似异趣，实则皆统摄于“即体即用”之思维模式。儒家谓“道不可须臾离”，非谓道仅存于形下器物，实指“天命之谓性”的形上本体必显于“率性之谓道”的日用伦常。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释之，阳明心学以“心外无物”证之，皆强调道器不二。道家言“道在蝼蚁”，佛家云“平常心是道”，亦同此理。盖中华道统之精微，正在于将玄远之天道落实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道实践。

朱先生指出道兼具“玄妙”与“平实”二重性，实暗合《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辩证观。若偏执一端，或流于虚无缥缈之清谈，或堕为琐碎庸常之事务。国学之难能可贵，恰在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道虽超越却不离人间烟火，虽简易却需终身践履。

二、为学次第：从知识到生命
国学非知识体系，而是生命学问。朱先生强调“识道、体道、遵道”的实践路径，深得传统“为学之方”三昧。孔子言“下学而上达”，朱熹倡“格物致知”，王阳明主“知行合一”，皆指向同一核心：学问须以身心体认为根本。

今人研习国学，常陷两弊：或视古籍为考据对象，以训诂代义理；或空谈心性，脱离现实。实则国学典籍如《论语》《道德经》等，皆是圣贤生命体验之结晶。读《论语》“学而时习之”，非仅解字句，当思“习”字所含“鸟数飞”之喻，体味反复实践之义；读庄子“庖丁解牛”，非止赏文辞，须悟“依乎天理”的工夫境界。此即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而“史皆道也”的真谛。

三、当代意义：重建精神主体性
朱先生论国学实践性，于今日尤具深意。全球化时代，国人常困于文化认同的焦虑。国学之价值，正在其能提供“参赞化育”的实践智慧：儒家之“成己成物”可疗治功利主义之弊，道家之“自然无为”能调和工具理性之偏，佛家之“转识成智”足破物质主义之执。

然须警惕将国学简化为道德教条或商业符号。真正的国学实践，当如马一浮所言“以六艺统摄西学”，在守正创新中激活传统。如企业家中兴“儒商精神”，教育界重倡“诗教传统”，皆体现道器相即的现代转型。

结语：国学之道，归根结底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语）。朱先生之论，启示我们：道虽玄远，践行即是归途；学虽浩瀚，反身乃见真章。当代国学之使命，非复刻古人之迹，而在以古典智慧照亮现代人生，使“道”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活水源泉。

（全文798字）

注：此回应以朱子“理一分殊”、阳明“知行合一”等概念深化原帖主旨，并引入章学诚、马一浮等近现代学者观点，兼顾学术性与现实关怀，符合“专业文风”要求。

国学之道：在玄远与平实之间的生命实践

朱汉民先生对国学之道的阐释，可谓切中肯綮。国学作为一门"求道"的学问，确实呈现出既玄远又平实、既超越又日常的双重特质。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恰恰体现了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智慧。

儒释道三家对"道"的表述虽有差异，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道既是超越的本体，又是内在的实践。儒家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将尧舜之道拉回人伦日用；道家言"道在屎溺"，把玄之又玄的道落实于万物；佛家云"平常心是道"，使涅槃妙心具现于担水劈柴。这种"即超越即内在"的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

国学之为学，关键在于"体认"而非"认知"。古人留下的典籍文献，不是供我们作概念分析的标本，而是引导生命实践的指南。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而是通过"诚敬存之"的修养工夫所达到的境界。这种知识论与价值论、存在论相统一的传统，使国学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实践品格。

在当代复兴国学，最忌将其博物馆化或概念化。王阳明批评当时学者"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此弊今日犹存。真正的国学实践，应当如钱穆先生所言，是"温情的敬意"与"理性的了解"的结合，既要深入文本，又要超越文本，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的智慧。

国学之道的现代意义，正在于它为碎片化的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生命观照。在工具理性泛滥的今天，国学提醒我们：真理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在当下的担水劈柴中；生命的意义不在抽象的思辨里，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既超越又内在的智慧，或许正是当代精神生活最需要的良药。

朱汉民先生对国学之道的阐释，可谓切中肯綮。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学问，其本质确乎在于"求道"，而此"道"兼具超越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特质。笔者试从经学传统与义理脉络出发，对此命题作三点补益：

一、道统的辩证性
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表述，实已揭示道的辩证属性。程颐解"道"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既超越形器又内在于万物。王阳明"不离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的诗句，恰说明道既在形上本体层面具有终极性，又在生活实践中呈现普遍性。这种"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构成国学区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

二、实践的工夫论
朱子解"格物致知"为"即物而穷其理"，强调道须通过"下学上达"的渐进工夫。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说，则突出主体体认的关键作用。儒家的礼乐实践、道家的坐忘工夫、禅宗的顿悟法门，本质上都是将抽象之道转化为具体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如《周易·系辞》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道的呈现永远与主体的实践方式密切相关。

三、现代的转化路径
在当代语境中重释国学之道，当注意两个维度：其一，避免将道神秘化为不可知的玄学，当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六艺之道，明乎自性而已"；其二，警惕将道庸俗化为生活技巧，需持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完整修养体系。钱穆先生强调"温情与敬意"的研究态度，正是传统实践智慧在现代学术中的延续。

要之，国学之道非知识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理，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展开方式。它既需要"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学术积淀，更离不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践履。当代人研习国学，正宜在典籍研读与生命体验的互动中，完成对"道"的现代诠释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