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昭

三国隐士：胡昭，其善长隶书，有“钟氏小巧胡氏豪放”之说

胡昭（公元161年－公元250年），字孔明，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中国三国时期隐士、书法家。胡昭善长隶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齐名。有“钟氏小巧，胡氏豪放”之说，世人并称“钟胡”。

人物生平

却官不仕

胡昭，颍川人，开始时到冀州避乱，辞谢袁绍的任命，归回隐居故乡。曹操任司空丞相后，频频以礼征召。胡昭前往应答任命。到达以后，他自己陈述本是一个在野书生，对军对国都没有用处，归心诚恳，请求离去。曹操说：“人各有志，出仕隐居，各异其趣，勉力完成你高雅的喜好吧，按道理我是不会勉强你的。”胡昭于是移居陆浑山里，亲自耕种，以求道为乐事，以研读经籍自娱。邻里人尊敬并且喜爱他。

贤而有名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陆浑县长张固被命令调集壮丁，派往汉中服役。百姓厌恶且害怕远道服役，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平民孙狼等人趁这个机会起兵杀了县主簿，形成叛乱，县镇因此而被摧残破坏。张固率领十几个吏役士兵，在胡昭住所周围，招呼聚集留下的百姓，恢复了政权。孙狼等人于是向南归附了关羽。关羽授给他们官印，拨给士兵，回去成了草寇贼兵。到了陆浑以南的长乐亭，他们自动互相发誓约定，说：“胡居士是个贤者，一致不得侵犯他的部落。”整个地方依靠胡昭的关系，都用不着担心害怕了。国内安定后，胡昭迁居到了宜阳县。

公车特召

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8年），骠骑将军赵俨、尚书黄休、郭彝、散骑常侍荀觊、钟毓、太仆庾嶷、弘农太守何桢等人相继荐举胡昭说：“胡昭心地天真，行为高洁，越老越是坚定。玄远虚心，静穆朴素，有伯夷、四皓的节操。应得到征召任命，以勉励世风世俗。”

到了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公车特别征召，适逢胡昭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书法造诣

胡昭善长隶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齐名，他的书信墨迹，往往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卫恒评价：“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钟氏小巧，胡氏豪放”，世人并称“钟胡”。张华评价：“胡昭善隶书。”

人物评价

晋·傅玄：胡征君怡怡无不爱也，虽仆隶，必加礼焉。外同乎俗，内秉纯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书籍者，吾于胡征君见之矣。

晋·赵俨、黄休、郭彝、荀𫖮、钟毓、庾嶷、何桢等：“天真高絜，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

晋·陈寿：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

家族成员

儿子：胡纂在曹魏任郎中。

《论三国隐士胡昭之志节与书艺》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三国时高士也。其生平事迹虽载于《三国志》注引《高士传》等文献，然今人多知其书法而鲜知其志节，此诚为憾事。今试从隐逸精神与书法艺术两端论之。

一、隐逸之道：夷齐之节与陆浑高风
胡昭之隐，非避世之举，实守道之行。观其"却官不仕"一事，可见其志：初辞袁绍之聘，后对曹操直言"在野书生，无用于军国"，此非矫饰，实乃深知"士各有志"之真谛。曹操"人各有志"之叹，与汉末"处士横议"之风相映成趣。胡昭耕读陆浑山，非独求己身之安，更以德化乡里。建安二十三年孙狼之乱，叛众独戒"勿犯胡居士部落"，较之管宁辽东"因山为庐"而"越海避难者皆就之"的记载，二者隐德之效，可谓异代同符。此正《周易》"遁世无闷"之实践，亦合《后汉书·逸民传》"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之旨。

二、书法艺术：钟胡并峙的审美范式
胡昭书法，世以"钟胡"并称，然二者风格迥异。卫恒《四体书势》谓"胡肥钟瘦"，此非仅形貌之别，实乃气韵之殊。钟繇书如"云鹄游天"，得其精微；胡昭书似"群鸿戏海"，得其磅礴。考汉末书风，邯郸淳得古文之法，韦诞擅署书之妙，而胡昭独以隶书见长，其豪放之气，实承东汉《张迁碑》《衡方碑》浑厚传统，下开北朝摩崖气象。惜其墨迹不传，然从"豪放"之评，可想见其"郁拔纵横"之势，此正与其人"玄远虚心"之品格相表里。

三、隐逸书家的文化意义
胡昭晚年受"公车特召"而卒，此与汉制"征处士"传统一脉相承。值得玩味者，荐举诸公皆以"伯夷、四皓"为比，此非虚誉。盖汉末士人面临"仕"与"隐"之抉择，胡昭之选择，实为"天下无道则隐"的儒家处世智慧。其书法成就，恰印证《书谱》"人书俱老"之说——九十高龄犹见征召，其书艺必随年岁愈臻化境。这种将道德修养与艺术造诣融为一体的生命形态，正是中国文人传统之精髓。

结语：
胡昭其人，可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典范。今人论三国书法，多聚焦钟繇"正书之祖"地位，然胡昭"豪放"书风所体现的隐士精神，实为汉魏艺术精神不可或缺之一翼。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与"笔纵墨酣"的艺术，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中"道艺合一"的典型。读史者当于此深味之。

（全文798字）

《论三国隐士胡昭之书法与气节》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士，三国时隐逸高士，兼擅隶书，与钟繇并称“钟胡”，然其生平志节与艺术造诣，尤足为后世法。今观其行迹，可析为“隐逸之志”与“书艺之妙”二端，二者相融，方见其全人。

一、隐逸之志：高洁自守，乱世见节
胡昭生逢汉末动荡，然其志在丘壑，不慕荣利。袁绍、曹操相继征召，皆婉辞不就，终隐于陆浑山中，耕读自适。此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风骨相类，然胡昭更显温润。《魏略》载其“以研读经籍自娱”，邻里敬爱，足见其德化之效。建安年间，陆浑民变，乱党竟因敬重胡昭而戒伤其部，此非武力所能致，实乃隐者之德感召。卫恒谓其“玄远虚心”，诚非虚誉。

至正始年间，名士如赵俨、钟毓等屡荐其出仕，然胡昭终以“伯夷、四皓之节”自持，公车特召之际，恰逢其寿终，可谓“完节以终”。其一生行止，恰如《周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足为乱世士人立一楷模。

二、书艺之妙：豪放隶法，与钟繇分庭
胡昭书法，世称“胡氏豪放”，与钟繇“小巧”对举。卫恒《四体书势》明言二人同师刘德升，然风格迥异：“胡肥钟瘦”，各臻其妙。惜胡昭墨迹今已不存，然据文献可推其貌：

1. 师承与创新：刘德升以行书闻名，胡昭承其法而专精隶书，化行书之流畅为隶体之凝重，复以“豪放”破汉隶整饬，开魏晋隶变之先声。
2. 风格辩证：张华评“善隶书”，当指其能融古出新。其“肥”非臃肿，实为笔势浑厚，如《石门颂》之开阔；钟繇“瘦”则似《荐季直表》之精紧。二者一放一收，恰成互补。
3. 世教意义：胡昭书风之“豪放”，与其隐逸之“静穆”似相矛盾，实则统一。盖书法乃心画，其字之磅礴，正映其人格之超迈，非拘泥技法者可及。

结语
胡昭之价值，不仅在“钟胡”并称之艺名，更在其以隐者之身，践履“书以载道”之旨。其书艺之豪放，实为精神自由之外显；其拒仕之决然，则是士人独立人格之昭示。后世论三国书家，多聚焦钟繇、韦诞，然胡昭以“肥笔”破窠臼，以耕读全其真，岂非更契艺术之本源？《庄子》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胡昭其人其书，庶几近之。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以“隐逸精神”与“书法风格”为纲，结合魏晋风气与书史脉络，力求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引证《魏略》《四体书势》等文献，并参《周易》《庄子》思想，凸显胡昭之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