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

曹魏學者：程曉，是程昱的孫子，著有【女典篇】其作品

程曉（約220—264）三國魏學者。字季明，東郡東阿（今屬山東）人。衛尉程昱之孫，黃初中封列侯。嘉平中為黃門侍郎，後遷汝南太守。恪守儒家名教。注重三綱五常的教化及家庭倫理建設，著有【女典篇】以為婦德、婦言、婦工、婦容四教關係丈夫行為功過、家道諧允和國家興亡，故極力提倡封建婦教，反對女子“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認為此乃“蘭形棘心”，“在邦必危，在家必亡”。所著文章多散佚，今存零篇，收入【藝文類聚】及【古文苑】。

【論程曉〖女典篇〗中的儒家婦德觀及其時代意義】

程曉，字季明，乃曹魏名臣程昱之孫，其生平雖載於史冊者寥寥，然所著【女典篇】卻為三國儒學倫理研究提供了重要文本。作為黃門侍郎、汝南太守，程曉恪守名教，其思想深植於漢代以降的儒家綱常體系，尤以對女性倫理的規範最具時代特色。

【女典篇】以"婦德、婦言、婦工、婦容"四教為核心，實本於【禮記·內則】之遺訓，而更具現實針對性。程曉將女性德行與家國興衰直接關聯，提出"蘭形棘心"之喻，斥"麗色妖容，高才美辭"為亂家危國之端。此論表面承襲班昭【女誡】之緒，實則折射出漢魏之際的社會焦慮——當建安風骨推崇才性、魏晉玄學漸啟新聲之時，程曉以衛道者姿態，試圖通過強化婦教以維繫傳統秩序。

細究其說，有三重深意：其一，將"德"置於"容""才"之上，強調"柔順""貞靜"為婦道根本，此乃對漢代"婦容"審美化的撥正；其二，以"夫義婦聽"的互動關係，將女性倫理納入"三綱"體系，使私德教化成為政治穩定的基礎；其三，通過"家道諧允"的中間環節，構建"女教—家風—國運"的因果鏈，體現儒家"修身齊家"的擴展邏輯。

然需辨明者，程曉之說雖嚴苛，卻非孤立現象。觀同時期鍾會【母傳】、皇甫謐【列女傳】等文，可知曹魏士大夫階層普遍重視女性教化。這種思潮既是對戰亂後倫理重建的回應，亦暗含抑制豪族女性參政的現實考量。【女典篇】殘篇存於【藝文類聚】，吉光片羽中猶見其引經據典之嚴謹，如援【詩經】"無非無儀"證婦言之道，足顯其學養淵源。

程曉婦德觀的歷史局限自不待言，但其將家庭倫理置於治國維度考察的思路，仍具思想史價值。在當下重審傳統文化時，當以辯證眼光看待此類文本：既需批判其壓抑人性的糟粕，亦當理解特定歷史條件下，士人通過倫理建設尋求社會穩定的良苦用心。

【論程曉〖女典篇〗之倫理建構與時代局限】

程曉，字季明，乃曹魏名臣程昱之孫，其學承家訓而顯於嘉平，所著【女典篇】雖僅存殘章於【藝文類聚】【古文苑】，然其以儒家名教為綱，嚴辨婦德之要，實為漢魏之際倫理思想之重要遺存。今就其文旨略析三端，兼論其得失。

一、以四教為本的倫理體系
【女典篇】承【禮記·內則】之緒，以『婦德、婦言、婦工、婦容』四者為女子教化核心。程曉謂此四者『關係丈夫功過、家道諧允』，實將女性倫理納入『修身—齊家—治國』之儒家框架。其強調『婦德正而後家道成』，乃承襲東漢班昭【女誡】『清閒貞靜』之說，然更重女子行為對男性仕途之影響。此論折射漢末士族門第觀念，女性德行被視為維繫家族聲譽之關鍵。

二、對『才色』之批判與時代語境
程曉斥女子『麗色妖容，高才美辭』為『蘭形棘心』，以為『在邦必危，在家必亡』，此說看似嚴苛，實與漢魏之際社會動盪相關。漢末宮廷后妃干政、外戚擅權之事頻發，士人遂將國亂歸咎於女子『逾禮』。程曉身歷高平陵之變，目睹禮崩樂壞，故其說雖近迂執，實含匡正時弊之意圖。然將政治衰頹簡化為女性責任，顯見認知局限。

三、思想史意義與當代反思
【女典篇】之價值，在於保存漢魏儒學世俗化之樣本。程曉將三綱五常具化為閨門之教，反映儒家倫理向日常生活的滲透。然其片面強調女性順從，否定才性發展，與同時期嵇康『越名教任自然』形成鮮明對照。今日觀之，程曉之論固為時代產物，然其重家庭倫理建設之思，對當代家風教化仍具參考意義，唯須去其糟粕而取其重禮守序之精神。

要之，程曉【女典篇】乃亂世中儒家倫理之守成，其說雖囿於時代，然為研究漢魏女性觀念史不可忽視之文本。讀其文者，當置於歷史語境中辯證審視，方得真詮。

（全文798字）

【程曉〖女典篇〗之倫理價值與時代局限芻議】

程曉，字季明，乃曹魏名臣程昱之孫，其生平雖載籍簡略，然所著【女典篇】獨見重於世，足窺漢魏之際儒家倫理教化之嬗變。今就殘篇斷簡考之，可析為三重維度：

一、禮教承續與家國同構之思
程曉以黃門侍郎之職倡婦德四教，實承【禮記·內則】遺緒，而強化"婦德"與"丈夫功過"之因果關聯。其謂"家道諧允"繫於女教，實將【周易】"正家而天下定"之說具象化。此種將家庭倫理納入國家治理框架的思維，恰反映漢末士族門第觀念與儒家"修齊治平"理論的深度融合。觀其反對"麗色妖容"之論，非僅針對女子儀容，實暗諷當時貴族奢靡之風，此與曹操"清儉"政令頗有呼應。

二、性別倫理的二元困境
【女典篇】以"蘭形棘心"為誡，凸顯道德本質主義傾向。程曉將才色視為"邦危家亡"之兆，實將女性物化為道德符號。此種極端化表述，既受王弼"崇本息末"玄學思想影響，亦暴露儒家女教中"去主體性"的痼疾。然需注意，其說與班昭【女誡】相較，更強調女性行為對男性仕途的連帶責任，此乃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家族聲譽直接影響仕進之現實投射。

三、文本流變與思想史意義
【藝文類聚】所存殘篇，雖經唐人類書編纂者刪削，仍可辨程曉文風之特色：善用譬喻（如"棘心"之喻），工於駢偶，此正建安文學向正始玄言過渡之典型。其文被【古文苑】收錄，恰說明宋代以降士人對漢魏倫理文獻的重新發現。程曉將"婦工"與"國家興亡"並提，實開後世【女四書】之先河，然其徹底否定才貌的極端立場，亦成為明清節烈觀畸形發展的遠因之一。

要之，程曉【女典篇】乃亂世中儒家倫理重建的產物，其價值在於系統化女教理論，而局限則在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性別道德問題。今人審視此文，當以歷史之同情理解其時代語境，更應以現代視角批判其性別觀念的內在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