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

蜀漢大臣：樊建，為人忠貞正直，少有文名，後投降於曹魏

樊建，字長元，義陽（治今河南桐柏東）人，三國時期蜀漢大臣，在蜀漢官至尚書令。蜀漢滅亡後和董厥一同降魏，官至相國參軍、散騎常侍。

人物簡介

樊建，生卒年不詳，字長元，荊州平氏縣義陽鄉（今河南桐柏）人。三國時期蜀漢大臣，忠貞正直，少有文名，隨諸葛亮出征伐魏，諸葛亮卒，魏延反叛，與楊儀、馬岱誅魏延。歷任蜀漢掾史、典軍書記、主簿（主管文書簿籍及印鑑）、令史、校尉、侍中，官至尚書令，黃皓弄權，雖不能匡矯，亦不與其往來，處理庶政，支援姜維。蜀亡入魏，受任撫蜀。隨後主入晉，出任魏相國參軍，兼任散騎常侍、給事中，晉封列侯，與晉武帝司馬炎論諸葛亮為人，並為鄧艾平反。

人物傳記

初仕蜀，蜀延熙二十四年（公元248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

以典軍書記隨丞相亮北伐。後為令史，姜維欲再次伐魏，樊建諫止，姜維不從。

後為侍中，景耀二年（259年），任尚書令（丞相）。自樊建、董厥、諸葛瞻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樊建特不與黃皓和好往來。

魏景元五年（公元二六三年），蜀破之明年春，樊建、董厥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併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賈充遷後主赴洛陽面君，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為安樂公，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匹，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群臣樊建、張紹、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

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樊建等蜀臣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及武帝踐祚，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嘗問其諸葛亮之治國。樊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司馬炎發詔，平反鄧艾。

歷史評價

諸葛恪：才識不及宗預，而雅性過之。

【論樊建之仕蜀降魏及其歷史評價】

樊建，字長元，義陽人，蜀漢尚書令，後降魏晉。其人於三國史事中雖非顯赫，然其生平進退，實可窺見季漢末造士大夫之處境與抉擇。今就其行跡略作考論，以明史家之公議。

一、樊建仕蜀之政績
建少負文名，諸葛亮闢為典軍書記，隨軍北伐。延熙二十四年使吳，孫權以之與宗預相較，諸葛恪評其"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足見其人以器度見稱。後主時官至尚書令，值黃皓專權，史載"雖不能匡矯，亦不與其往來"，此語頗堪玩味。按【華陽國志】載，蜀漢末季"宦豎弄權，大臣拱手"，建身處樞要而能守節不附，較之陳祗、諸葛瞻等與皓周旋者，已屬難能。其諫阻姜維北伐一事，尤見謀國之忠。

二、蜀亡之際的抉擇
景元五年蜀降，建隨劉禪入洛。司馬昭責禪時，建位列"數人跟隨"之列，後封列侯。按【漢晉春秋】所載，蜀臣入魏後多任散職，建獨得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且奉使慰勞蜀地，足見魏廷對其才具之重視。其與晉武帝論諸葛亮治蜀之效，為鄧艾訟冤諸事，皆顯其不忘故國而又通達時務之態。

三、樂舞宴中的微言大義
【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載洛陽宴飲事，歷來為史家論蜀臣氣節之關鍵。後主"樂不思蜀"，而樊建等"盡皆墮淚"，此中分野，裴松之已有"主暗臣忠"之嘆。建之涕泣，非徒傷懷，實寓【麥秀】【黍離】之悲。司馬昭"人之無情"之嘆，恰反襯出樊建等舊臣的故國之思。

結語：
樊建一生，經歷了從諸葛幕僚到亡國降臣的轉變。其人在蜀不能遏黃皓之惡，然守身不污；入魏雖居新朝，猶存故國之思。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論季漢臣工，謂"殉節者光於簡冊，歸命者亦各盡其宜"，樊建蓋屬後者。觀其晚年為鄧艾平反、評騭諸葛亮治績諸事，可謂"不沒故主之長，不掩新朝之明"，在易代之際的士大夫中，不失為中道而行者。

（全文計798字）

【論樊建之仕蜀降魏及其歷史評價】

樊建，字長元，義陽人士，蜀漢末季重臣。其生平事跡雖散見於【三國志】注引諸書，然細考其行止，實可窺見季漢士人在鼎革之際的複雜處境。今就史傳所載，略陳管見。

一、仕蜀時期的政治操守
樊建早年以文才見稱，諸葛亮北伐時擢為典軍書記，足見其才具。延熙二十四年（248年）使吳時，諸葛恪評其"才識不及宗預，雅性過之"，此語頗堪玩味——"雅性"二字，正與其後【華陽國志】稱其"忠貞正直"相印證。

景耀年間官至尚書令時，面對黃皓專權，史載"雖不能匡矯，亦不與其往來"。此節尤需辯證觀之：在譙周【仇國論】盛行、士人普遍消極的末世氛圍中，樊建能守"不附閹宦"之底線，較之陳祗等曲意逢迎者，已屬難能。然其未能如諸葛瞻般與黃皓正面衝突，亦反映出蜀漢後期士大夫階層之集體困境。

二、蜀亡後的政治選擇
鄧艾兵臨城下之際，樊建未效北地王劉諶死節，而隨劉禪降魏。此中關節，當注意兩點：其一，其時譙周主降之論已成主流；其二，樊建後為相國參軍時"使蜀慰勞"，可見魏廷對其在蜀地的影響力有所借重。其政治轉型，實具典型性——既不同於郤正之純粹文化侍從，亦異於姜維之激烈抗爭。

【漢晉春秋】載其與司馬炎論諸葛亮治蜀之效，並力陳鄧艾之冤，此舉頗具深意：既維繫了蜀臣對故相的政治認同，又在新朝展現史家直筆之風。這種微妙的平衡，恰是降臣存身之道。

三、歷史評價的再思考
後世常以"樂不思蜀"場景中樊建等墮淚之事，與劉禪的麻木作比。然需注意：
1. 晉初"蜀土故臣"群體中，樊建官至散騎常侍，此職掌"規諫"之責，其政治待遇實高於多數降臣。
2. 干寶【晉紀】特別記載其"清言玄默"的處世風格，這種魏晉之際特有的名士做派，或為保全氣節的特殊方式。

要之，樊建其人，可謂季漢士大夫之縮影——在國祚傾覆之際，既不能如武侯般力挽狂瀾，亦不至似譙周般主動易幟，終以"守中"之態完成身份轉換。其生平際遇，實折射出三國末期士人在道義與現實間的艱難取捨。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