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尚

張玄之子：張尚，是張紘的孫子，因詞辯敏捷而聞名於世

張尚（生卒年不詳），是廣陵郡（今江蘇省揚州市）人，爲張紘之孫、吳國南郡太守張玄之子，在孫皓時擔任侍郎，【江表傳】稱他有俊才。因爲詞辯敏捷而聞名，被拔擢升爲侍中、中書令。

有一次孫皓請張尚彈琴，張尚回答：“我不懂得彈琴。”於是孫皓下詔命令他學琴。後來張尚講到琴學的精妙，因此提到一個故事：“在春秋時代，晉平公要琴師師曠替他爲彈一曲【清角】，師曠回答說我王德行淺簿，還不夠以聽我彈【清角】。”孫皓認爲張尚是在比喻自己德行不夠，不太高興。之後孫皓問張尚：“【詩經】說‘泛彼柏舟’(飄浮在河面上的柏木船)，那麼只有‘柏木’才能拿來造舟嗎？”張尚回答說：“【詩經】有句‘檜楫松舟’，所以‘松木’也能拿來造舟。”孫皓又問：“鳥類中大者只有鶴，小者只有雀嗎？”張尚回答：“大者還有禿鶖，小者還有鷦鷯。”孫皓的個性一向討厭有人勝過自己，但是張尚的言論每每又勝過孫皓，孫皓便愈發怨恨張尚。後來孫皓又問張尚：“朕喝酒像誰？”張尚回答說：“陛下有百觚之量。”孫皓髮怒說：“你知道孔丘不是帝王，卻以朕和他相比！”以此爲藉口將張尚監收在獄中。這時尚書岑昏率領吳國公卿以下百餘人叩頭求饒，張尚因此得以免死，被送往建安郡（今福建省）去造船。過了一段日子，張尚還是被孫皓給殺害。

【論張尚之才與孫皓之忌】

張尚者，廣陵名士張紘之孫，南郡太守張玄之子也。觀其生平，可謂才高而命舛，詞辯敏捷卻終遭忌害，實乃三國末期吳國士人悲劇之典型。

一、家學淵源與才辯之能
張氏世居廣陵，爲江東儒學世家。其祖張紘乃"建安七子"之一，與張昭並稱"二張"，爲孫策創業重要謀臣。張尚承此家學，尤擅【詩經】典故，【江表傳】稱其"有俊才"，非虛言也。其應對孫皓"柏舟"之問，引"檜楫松舟"爲對；答"鳥雀"之疑，舉"禿鶖鷦鷯"相證，皆見其經學功底深厚，非尋常文士可比。

二、琴諫之禍與經典隱喻
孫皓令其學琴一事，尤見張尚之智。其引師曠諫晉平公典故，實承【韓非子·十過】之遺意，暗含規勸暴君之深心。然孫皓"以察察爲明"，未能領會"清角"之喻的諷諫本懷。此中可見張尚雖擅辭令，卻不諳暴君心理，終致"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之局。

三、酒喻之禍與名教困境
"百觚之量"之對，實本【孔叢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的典故。張尚本欲以聖賢比君，然孫皓偏執於帝王名分，遂成文字之獄。此案折射出三國末期兩個重要現象：其一，儒家"聖王"理想與現實暴君之衝突；其二，吳國士人在名教與強權間的生存困境。尚書岑昏率眾求情而不得，更顯末世朝廷之黑暗。

四、歷史鏡鑒與士人命運
張尚之死，非獨個人悲劇。觀孫皓一朝，韋昭以史筆見誅，賀邵因直諫被鋸殺，張尚不過又添一冤魂耳。其遭遇與魏晉之際嵇康、孔融頗有相似，皆才高見忌之典型。然張尚故事尤具啟示：亂世之中，辭章之才若不輔以韜晦之智，終難免禍。劉勰【文心雕龍】云"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張尚之才足當此評，然終缺"彌綸群言"的處世智慧，可嘆也夫。

要之，張尚以經學世家的文化底蘊，展現江東士族最後的文採風流。其悲劇命運，既是個人才性與時勢的錯位，更是三國末期吳國文化生態惡化的縮影。後世讀史至此，當深思"亂世文士"這一特殊群體的歷史處境與生存智慧。

【論張尚之才與孫皓之忌：一段三國君臣關係的悲劇性解讀】

張尚，作爲東吳名臣張紘之孫、南郡太守張玄之子，其生平事跡雖散見於【江表傳】等零星記載，卻典型地折射出三國末期吳國政治生態的畸變。這位以"詞辯敏捷"著稱的侍中，最終因言獲罪而殞命，其悲劇性結局實爲孫吳政權衰微的縮影。

從學術史視角考察，張尚的辯才深得漢魏清談之要旨。其應對孫皓"柏舟"之問時，援引【詩經·衛風】"檜楫松舟"爲證，展現了對經典文本的嫻熟掌握。這種以經解經的論證方式，正是漢代經學"以經決事"傳統的延續。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孫皓以"鳥之大小"設問時，張尚舉"禿鷲"與"鷦鷯"相對，此二鳥分別見於【毛詩】鄭玄箋與【莊子·逍遙遊】，顯示出其貫通經子的學術修養。這種學識在漢末三國時期，實屬士大夫階層的典型文化資本。

然而張尚的悲劇在於，他身處孫皓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語境。據【三國志】記載，孫皓"性忌人勝己"，這種性格缺陷在權力不受制約時極易演變爲暴虐。張尚引師曠諫晉平公的典故，本爲勸諫君主修德，卻觸犯了專制君主最敏感的神經——對道德合法性的質疑。值得注意的是，師曠故事載於【韓非子·十過】，法家文本中保留的這類諫言傳統，在孫皓的解讀中反而成爲"譏諷"的證據，這恰說明暴君對勸諫文化的系統性扭曲。

最富反諷意味的是"百觚之量"的典故。張尚所引實出【孔叢子】，將君主比作孔子本爲頌聖，但孫皓卻因"孔子非帝王"而震怒。這種反應暴露出兩個深層問題：其一，孫皓對儒家經典的理解流於表面；其二，其權力焦慮已發展到病態程度。據【建康實錄】載，孫皓曾以類似藉口誅殺侍中韋昭，可見張尚之死非孤立事件，而是孫吳晚期"文字獄"的延續。

張尚之死的史學意義，在於它標誌著東吳士大夫與皇權關係的徹底破裂。其祖父張紘作爲"江東二張"之一，曾爲孫策重要謀臣，這種世家與政權的共生關係，到孫皓時期已異化爲對抗關係。尚書岑昏率百官求情而未果，更證明孫吳統治集團內部協調機制的失效。建安造船的懲罰方式，恰與西晉"士人充作船工"的羞辱性懲罰相類，暗示著吳國政治已墮入魏晉之際的暴政模式。

這段歷史給後世的重要啟示在於：當知識分子的文化資本遭遇絕對權力時，即便最精巧的語言藝術也難以避免悲劇結局。張尚的個案，成爲中國古代士人在專制政體下生存困境的經典註腳，其價值遠超單純的史料記載，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隱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