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武

韩馥部将：耿武，在史上因谋刺袁绍而死演义中则被颜良所杀

耿武（？—191）【〖九州春秋〗作耿彧】，字文威。是东汉末期的人物。据史书记载，耿武是韩馥部将，在韩馥企图让冀州于袁绍时曾和闵纯及李历一同劝谏韩馥，后因在袁绍将来到冀州时谋刺袁绍，袁绍令田丰将其杖杀。于演义中则是被袁绍部将颜良所杀。

历史概况

韩馥长史。馥欲举冀州以让袁绍，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骑都尉沮授谏馥，不从，乃让绍。绍至，馥从事十人弃馥去，唯恐在后，独武、纯杖刀拒，兵不能禁，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

演义概况

韩馥长史。馥欲让冀州与袁绍，武谏之，不从。武叹曰：“冀州休矣！”于是弃职而去者三十余人。独武与关纯伏于城外，以待绍。数日后，绍引兵至。武、纯拔刀而出，欲刺杀绍。绍将颜良立斩武，文丑砍死纯。

《论耿武之死与汉末冀州权力更迭考辨》

耿武（？—191），字文威，韩馥帐下长史，其事见于《九州春秋》及《三国志》裴注。观其生平，虽史载简略，然其死因之异同，实可窥汉末军阀兼并之残酷本相。今就史传与演义之别，析而论之。

一、史传所载之政治谋杀
据《九州春秋》及《后汉书》注引，耿武之死实为袁绍集团系统性清除异己之典型案例。当韩馥欲让冀州时，耿武与闵纯、李历等"杖刀拒门"，此非匹夫之勇，实为汉代州郡属吏"死节"传统之体现。《汉官仪》载"州郡掾属，当以死谏"，耿武等所为，正是汉代官僚伦理之最后闪光。袁绍令田丰"杖杀"而非战场斩杀，更显权力交接中之程序性暴力——以执法之名行铲除之实，此乃汉末士族政治黑箱操作之典型手法。

二、演义演绎之戏剧重构
罗贯中改作颜良阵斩，实含三重深意：其一，强化袁绍"四世三公"之虚伪形象，其不敢明诛而遣将暗杀；其二，凸显河北名将之悍勇，为后文关羽斩颜良埋伏笔；其三，以"三十余人弃职"之文学夸张，暗讽韩馥之庸懦。此艺术处理，实承《史记·刺客列传》叙事传统，以个人壮烈反衬时代倾轧。

三、历史语境之再审视
细考191年冀州局势，耿武之死折射出三大矛盾：其一，颍川士族（韩馥）与汝南士族（袁绍）对河北控制权之争；其二，州郡旧吏与新兴军阀权力结构之冲突；其三，儒家"谏诤"传统与乱世实用主义之碰撞。田丰后为袁绍所杀，恰成历史反讽——权力绞肉机终将吞噬所有参与者。

耿武之名不载于正史列传，然其短短数行记载，已足为汉末政治转型之注脚。史家笔墨之简与小说家渲染之繁，共同构建了我们对那个"道德溃散而忠义犹存"时代的认知。其价值不在事迹之真伪，而在呈现了中古政治暴力从庙堂到民间的渗透过程。

《论耿武之死兼考史传与演义之异同》

耿武（？—191），《九州春秋》作耿彧，字文威，乃东汉末韩馥帐下重臣。其人以死谏之节载于青史，然正史与《三国演义》所载其死事颇有歧异，此中关涉史笔与文心之别，不可不辨。

一、史传所载耿武之节
据《后汉书》《九州春秋》等史料，建安初年韩馥欲让冀州于袁绍时，耿武与闵纯、李历、沮授等力谏，其谏言虽不存全文，然观《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之语，足见其深谙战略形势。及袁绍至邺城，"武与纯杖刀拒之"的细节，尤见其刚烈。田丰杖杀之举，《资治通鉴》系于初平二年（191年），此中可见汉末士人"以死卫节"的风骨。

二、演义叙事之改造
罗贯中为突显袁绍麾下猛将形象，将耿武之死移于颜良刀下，与关纯（即闵纯）同殉。此段描写有三重艺术加工：其一，将政治暗杀改为阵前搏杀，增强戏剧性；其二，"冀州休矣"之叹，实为《演义》史观之体现；其三，三十余人弃职而去的铺陈，强化了韩馥的孤立形象。考《三国志平话》已有类似情节，可知此乃民间叙事传统。

三、史实与文学之辩证
耿武形象差异实反映两种叙事传统：史家重实录，故详载谏争始末；小说家尚典型，故强化冲突场面。值得注意的是，《演义》将田丰改为颜良，既避去田丰日后为袁绍谋士的身份矛盾，又暗合"良、丑乃绍名将"的民间认知。此等笔法，恰是"七实三虚"创作原则的体现。

四、耿武事的历史意义
耿武之死实为汉末士人困境的缩影。观其谏言"袁绍孤客穷军"，与沮授"仰人资给"之论相合，可见韩馥幕僚对局势确有清醒认识。其悲剧性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士节，终不敌军阀间的实力法则。后世王夫之《读通鉴论》谓"韩馥之失冀州，坐谈之士误之也"，此论虽苛，却折射出乱世中理想主义者的宿命。

结语：
耿武形象的双重书写，恰是历史记忆层累的典型案例。史传中的杖杀，体现汉末政治斗争的残酷；演义中的阵斩，则彰显民间叙事的英雄崇拜。二者互补，方得窥见这位冀州义士的全貌。读史者当于此等处细辨文心史笔，庶几不负古人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