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惇

吴中八绝之一：刘惇，其擅长占星术数，是孙辅的军师

刘惇，字子仁，平原人。东汉末及三国时东吴官员，擅长占星术数。与吴范、赵达、严武、曹不兴、皇象、宋寿和郑妪合称东吴“八绝”。

人物生平

被称神明

刘惇，字子仁，是平原人。因战乱而避难各地，客游庐陵，在孙辅手下作事。因知晓天文、懂得占卜而闻名南方。每当有水灾、旱灾或贼匪作乱，他都预先指出时间、地点，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孙辅对他十分惊异，任命刘惇为军师，全军都尊敬奉侍他，称他为“神明”。

灾在丹杨

建安年间，孙权在豫章，当时有星象变化，以此询问刘惇，刘惇回答说：“灾难在丹杨郡发生。”孙权问：“情况如何？”刘惇说：“客胜主人，到那一天会得到讯息。”当时边鸿作乱，杀死丹杨太守孙翊，结果正如刘惇所预言。

精通术数

刘惇对各种术数都很精通，尤其知晓太乙（星官名）占星术，每次都可以将事情完整地推演出来，其中最重要和微妙的都清楚，著书一百多篇，连当时名儒刁玄都称道这些文书内容很为奇妙。刘惇也十分珍惜自己的方术，不肯告诉或教授其他人，所以世间无人清楚他的技术是怎样。

历史评价

陈寿〖三国志〗：“三子各於其术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远者，是以有识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史籍记载

〖三国志·卷六十三·吴书十八·吴范刘惇赵达传第十八〗

《平原术士刘惇与东吴占星学统考》

三国时期东吴"八绝"之占星大家刘惇（字子仁），乃汉末术数文化南传之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渊源可追溯至平原地区齐学传统，后因战乱南迁，将北方星象学与江南巫觋文化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吴占验体系。

一、术数实践与军事应用
刘惇在孙辅军中的"神明"称号，实为汉末"军师"制度与谶纬术数结合的典型案例。其"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的记载，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的特征。建安年间预言丹杨之变，采用"客胜主人"的占辞，暗合《周易》"主客"说与《星经》"客星犯主"的星象理论。

二、太乙占星体系探微
刘惇所精太乙术，当为汉代太乙九宫占法的延续。裴松之注引《吴录》言其"推演事象，无不备具"，可见其已建立完整的星象推演模型。所著百余篇术数文献虽佚，但通过刁玄"称述其妙"的记载，可推知内容应包含星官分野、灾异占候等体系，与当时荆州学派的天文著述或有交流。

三、技术秘传现象析论
陈寿"用思妙矣"的评价，揭示出汉末方技之士"重术轻道"的普遍倾向。刘惇"宝惜其术"的做法，既受汉代"禁方"传统影响，亦反映三国时期术数之士的生存策略。这种秘传模式导致江南占星学统未能形成如北方管辂、王弼那般的理论体系，终随吴亡而渐湮。

要言之，刘惇作为东吴术数代表，其学术实践既承两汉谶纬余绪，又开六朝江南方术先河。然观陈寿"宜於大者远者"之叹，恰说明三国术数虽精微，终难逃"小道可观"的历史定位。今人考察其事迹，当置于汉晋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方能窥见中古知识体系演变之轨迹。

《平原术士刘惇与东吴占星学统考》

三国时期东吴"八绝"之占星大家刘惇（字子仁），乃我国早期天文学与术数文化交融之重要代表人物。其生平事迹虽载于《三国志》不过二百余字，然其中蕴含的术数传统与天人观念，实值得深入考辨。

一、术数传承与地域流变
刘惇出身平原（今山东境内），后避乱南迁至庐陵，此一迁徙轨迹恰反映汉末术数文化由北向南的传播路径。其精通太乙占星术，此术源自《周易》"太乙行九宫"之说，经汉代谶纬之学发展，至三国时已形成完整占验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刘惇与吴范、赵达等并称"八绝"，显示孙吴政权对术数之士的特殊重视，此现象与江东地区自古"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二、占验实例的术数解析
建安年间预言丹杨之变一事，颇具研究价值。所谓"客胜主人"的判词，实为古代兵阴阳家术语。《太白阴经》有云："客星犯主，大将不利"，刘惇可能观测到火星（荧惑）入太微垣的天象，结合当时丹杨太守孙翊（孙权从弟）与边鸿的主客关系作出推断。这种将星象变化对应人事吉凶的思维模式，正是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具体实践。

三、著作流传与学术争议
刘惇著书百余篇而尽佚，刁玄称其"奇妙"，陈寿却评"宜於大者远者"，这种评价差异折射出传统士人对术数的矛盾态度。考《隋书·经籍志》，吴晋时期太乙类著作多托名黄帝、风后，刘惇可能继承此脉而有所发展。其"秘不示人"的传承方式，与《汉书·艺文志》所言"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的官学传统已大相径庭，反映汉末方术私相授受的时代特征。

刘惇现象绝非个案，实为汉魏之际术数文化转型的缩影。其占星实践既延续了先秦以来的星官体系，又融入江东地域信仰，在科学与迷信交织的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今人研究此类人物，当避免以现代科学观念简单评判，而应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其作为早期天文工作者的特殊贡献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