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敞

曹魏官员：辛敞，是辛毗之子，辛宪英的弟弟

辛敞（生卒年不详），字泰雍，陇西人氏，是曹魏时代官员。卫尉辛毗之子，辛宪英之弟。

历史概况

魏大将军曹爽参军。司马懿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大将军司马鲁芝将爽府兵，犯门斩关，出城门赴爽，来呼敞俱去。敞惧，问姊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於事可得尔乎？’宪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以后事付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讬之任，而独专权势，行以骄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不可也。且为人死，为人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诛爽。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於姊，几不获於义。’

演义概况

魏大将军曹爽参军，咸熙中为河内太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兵变，敞为参军，鲁芝反抗司马懿，邀敞参加，敞害怕就问姊宪英该怎么办，宪英告诉他领兵杀出洛阳，归属曹爽。后司马懿诸杀曹爽统领曹爽原来的部众，辛敞归属司马懿。

《论辛敞从姊谏之义行与魏晋之际的士人抉择》

辛泰雍之事，载于《三国志》裴注，虽寥寥数语，然其中所蕴之伦理抉择与政治智慧，实为魏晋之际士人处境之典型缩影。今试析其行事，可窥见汉魏嬗变时期士大夫立身处世之道。

一、宪英之智识与历史洞见
辛宪英对时局之判断，体现三大要义：其一，引明帝托孤之命，确立司马懿行动之合法性；其二，指曹爽"专权势、骄奢"之失，揭示其败亡必然；其三，预判"爽之才非太傅之偶"的政治结局。此三者非寻常闺阁之见，实具史家之眼。《世说新语·贤媛》载其事迹，正见魏晋时女子参预时政之特殊现象。宪英之论，既合于《春秋》"诛乱臣"之义，又暗合《易传》"知几其神"之理。

二、辛敞的伦理困境与抉择
泰雍面临"忠君"与"守职"之两难：从爽则违逆大势，留城则背主弃职。其姊"职守，人之大义"之训，实本于《论语》"居处恭，执事敬"之教。值得注意的是，宪英所谓"从众而已"，非谓盲从，实指履行参军本职的伦理责任。这种将政治效忠转化为职业伦理的智慧，正是汉晋之际士人应对政权更迭的特殊方式。

三、高平陵之变的微言大义
司马懿闭城之举，《晋书》谓之"伊霍之举"，而《魏略》则暗讥其篡逆。辛氏姊弟之应对，恰处于此历史夹缝中。敞最终"从众出城"，既保全臣节，又未逆时势，此中分寸把握，正是王夫之《读通鉴论》所称"乱世守经达权"之典范。其事后"几不获于义"的慨叹，更见魏晋士人对"义"的独特理解——非僵化之忠，而是动态的伦理平衡。

四、历史书写中的镜像差异
《三国志》注与《演义》叙述之异值得玩味：史传突出宪英之智，小说则强化行动过程。这种差异实反映两种历史观照——正史重在抉发决策智慧，演义侧重戏剧冲突。然二者共同呈现的，是魏晋之际次级士族在政治漩涡中的生存策略。

结语：
辛敞之事，表面观之不过历史细流，实则映射魏晋之际士大夫的集体困境。在"君统"与"道统"的张力间，在"家国"与"个人"的抉择中，辛氏姊弟展现的既是对传统礼教的持守，又是对新政治现实的适应。这种微妙的平衡艺术，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在非常时期的特殊呈现。读史至此，不禁令人想起《周易·系辞》"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语，辛敞之谓欤？

《论辛敞从姊谏之义行与魏晋之际的士人抉择》

辛泰雍之事，载于《三国志》裴注，虽寥寥数语，然其中所蕴之伦理抉择、政治智慧，实为魏晋之际士大夫立身处世之典型。观其行事，可得三重深意焉。

一、家学渊源与政治判断
辛氏姊弟对话，实为颍川辛氏家学之外显。宪英以"明皇帝临崩把臂托孤"为据，点破司马懿行动之合法性，此非寻常闺阁之见，乃深谙朝廷典章之论。考辛毗为魏室重臣，其子女自幼耳濡目染，故能于乱局中准确把握权力更迭之本质。宪英谓"爽之才非太傅之偶"，非仅比较二人才能，实暗指曹爽"负先帝托付之重"（《魏略》语）的失政本质。

二、职守伦理与权变之道
宪英"执鞭弃事不祥"之论，实本《左传》"委质为臣"之义。魏晋之际，"忠"之概念已由忠于特定君主转向忠于职守本身。辛敞最终选择"从众而出"，既保全臣节，又避免直接卷入政争，此正应《周易》"巽以行权"之智。值得注意的是，其行动逻辑与同时期蒋济"各守其职"的劝进表形成微妙呼应，可见当时士大夫群体对政治伦理的共识。

三、历史叙事中的镜像关系
《魏略》与《汉晋春秋》对同一事件记载迥异，实反映魏晋禅代之际的叙事争夺。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特载此事，意在凸显司马氏政变的正当性。而《世说新语》将宪英列入"贤媛"，则是将政治智慧转化为道德典范。辛敞"几不获于义"的慨叹，恰成为魏晋士人在易代之际道德焦虑的生动注脚。

要之，辛敞之事虽微，然可窥见汉魏之际士大夫三个重要转变：从绝对忠君到相对忠职的伦理调适，从经学思维到现实判断的认知转型，以及从家学传承到政治实践的代际差异。其姊弟对话中蕴含的"守经达权"之道，尤为后世史家所重，明代李贽《藏书》即评曰："宪英之智，岂在七尺男儿下哉？"此论可谓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