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亥

黄巾起义军将领：管亥，曾围攻在都昌屯兵的孔融，后被击退

管亥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的将领。孔融屯兵都昌时，他率军围攻孔融，孔融派太史慈前去向刘备求救，他被刘备的援军击退。在小说〖[wiki]三国演义" title="‘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演义’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演义〗中，管亥曾经一合斩杀孔融的大将宗宝，后与关羽大战数十合后被斩。

史书记载

〖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四〗：时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於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因求兵出斫贼。融不听，欲待外救。未有至者，而围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刘备，城中人无由得出，慈自请求行。……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杀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遂到平原，说备曰：“慈，东莱之鄙人也，与孔北海亲非骨肉，比非乡党，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灾共患之义。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讬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随慈。贼闻兵至，解围散走。

〖[wiki]后汉书" title="‘后汉书" title="‘[wiki]后汉书’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后汉书’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后汉书" title="‘[wiki]后汉书’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后汉书〗

〖后汉书·孔融传〗：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

演义描写

管亥出马曰：“吾知北海粮广，可借一万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汉之臣，守大汉之地，岂有粮米与贼耶！”管亥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孔融，融将宗宝挺枪出马；战不数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宝于马下。孔融兵大乱，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围城，孔融心中郁闷。糜竺怀愁，更不可言。次日，孔融登城遥望，贼势浩大，倍添忧恼。忽见城外一人挺枪跃马杀入贼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开门”。孔融不识其人，不敢开门。贼众赶到壕边，那人回身连搠十数人下马，贼众倒退，融急命开门引入。其人下马弃枪，径到城上，拜见孔融。融问其姓名，对曰：“某东莱黄县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义。老母重蒙恩顾。某昨自辽东回家省亲，知贼寇城。老母说：‘屡受府君深恩，汝当往救。’某故单马而来。”孔融大喜。原来孔融与太史慈虽未识面，却晓得他是个英雄。因他远出，有老母住在离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遗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来救。

当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赠与衣甲鞍马。慈曰：“某愿借精兵一千，出城杀贼。”融曰：“君虽英勇，然贼势甚盛，不可轻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来；如不能解围，慈亦无颜见母矣。愿决一死战！”融曰：“吾闻刘玄德乃当世英雄，若请得他来相救，此围自解。只无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书，某当急往。”融喜，修书付慈，慈擐甲上马，腰带弓矢，手持铁枪，饱食严装，城门开处，一骑飞出。近壕，贼将率众来战。慈连搠死数人，透围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请救兵的，便自引数百骑赶来，八面围定。慈倚住枪，拈弓搭箭，八面射之，无不应弦落马。贼众不敢来追。太史慈得脱，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施礼罢，具言孔北海被围求救之事，呈上书札。玄德看毕，问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东海之鄙人也。与孔融亲非骨肉，比非乡党，特以气谊相投，有分忧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告，危在旦夕。闻君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锋突围，前来求救。”玄德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乃同云长、翼德点精兵三千，往北海郡进发。管亥望见救军来到，亲自引兵迎敌；因见玄德兵少，不以为意。玄德与关、张、太史慈立马阵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云长早出，直取管亥。两马相交，众军大喊。量管亥怎敌得云长，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太史慈、张飞两骑齐出，双枪并举，杀入贼阵。玄德驱兵掩杀。城上孔融望见太史慈与关、张赶杀贼众，如虎入羊群，纵横莫当，便驱兵出城。两下夹攻，大败群贼，降者无数，余党溃散。

《论管亥之历史定位与演义形象流变》

管亥作为黄巾余部将领，其事迹虽散见于史册，然实为考察汉末地方武装与士族互动之典型案例。今据《三国志》《后汉书》与《三国演义》三重文本，试析其历史本相与文学重构。

一、史籍所载之管亥事略
《三国志·吴书四》太史慈传详载都昌之围始末，其叙事价值有三：首先，印证黄巾余部在建安年间仍具军事威胁，管亥能围困北海相孔融，足见其部众战力；其次，揭示汉末士族与豪强之依存关系，孔融求救于刘备时"城中人无由得出"，反衬地方政权对民间武装之依赖；其三，太史慈突围细节展现个人武勇与地域豪杰网络，其母所谓"分灾共患之义"，恰是汉末社会伦理之缩影。《后汉书》记载更为简略，然"贼乃散走"四字，暗示管亥部属实为乌合之众。

二、文学演绎之形象重构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十一回中，对管亥进行三重艺术加工：其一，虚构"借粮"情节，强化其"流寇"属性；其二，增设阵斩宗宝之战，以衬托关羽之神勇（"大战数十合"较史书"解围散走"更具戏剧张力）；其三，将太史慈突围简化为"挺枪跃马"的程式化描写。此类改写符合演义"尊刘抑黄"的叙事逻辑，使管亥成为彰显关羽武德的工具性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保留史实框架而填充细节，此种"七实三虚"手法，正是演义塑造次要将领的典型范式。

三、历史语境再审视
管亥之活跃期（约190-193年）正值关东联军分裂之际。此时青徐黄巾余部多依附豪强，而管亥独能围攻北海国都昌，其军事行动可能带有报复孔融"戮黄巾降寇"（见《后汉书·孔融传》）的性质。刘备遣兵解围后，管亥部众"散走"而非被歼，暗示其可能融入其他割据势力。此案例折射出汉末乱世中，官方定义的"贼寇"与地方武装界限之模糊。

要之，史籍中的管亥是汉末地方动乱的参与者，而演义中的管亥则是英雄叙事的功能性符号。二者共同构成我们理解中古时期历史记忆建构的双重路径。研究者当以史为本，以文为鉴，方能在虚实之间把握历史书写的深层肌理。

《论管亥之历史定位与演义形象流变》

管亥作为黄巾余部将领，其历史记载虽简，却在汉末军事格局中具有特殊意义。据《三国志·吴书四》与《后汉书·孔融传》互证，管亥围都昌一事确为信史，然其人物形象在史传与演义间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深入辨析。

从史实维度观之，管亥之军事行动体现了黄巾余部的战略转型。建安初年（约196年），青徐一带黄巾残部已从流寇作战转向据点围攻，管亥部能长期围困北海相孔融，足见其具备相当规模的野战能力。太史慈突围求援的记载（"围尚未密""射杀数人"）显示管亥部虽具围城之能，却未形成严密封锁，此恰反映农民军缺乏正规训练的军事局限。刘备三千兵至即"解围散走"，更印证其"见势则聚，遇强则散"的流寇特性。

《三国演义》对管亥的艺术重塑包含三重深意：其一，强化其武勇形象，虚构"一合斩宗宝""与关羽大战数十合"等情节，将史书无载的宗宝作为衬托，既延续"黄巾骁将"的叙事传统，又为关羽出场造势。其二，增设"借粮"对话（"可借一万石"），暗喻汉末军阀与农民军的资源博弈，此虽无史据，却符合"粮秣决定战事"的乱世逻辑。其三，将刘备救援塑造为"仁义之师"的典范，通过管亥之败反衬刘关张的合法性，此种文学处理实承袭宋元话本"尊刘抑黄"的叙事范式。

管亥形象流变折射出史家与文人的不同书写立场。陈寿、范晔秉持"以事系人"的史笔，仅录其军事行动；罗贯中则运用"虚实相生"的笔法，通过武戏编排与道德对比，完成对农民军将领的"去人性化"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演义虽夸张其战力，却保留"解围散走"的史实结局，这种"半虚半实"的处理，恰是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典型范式。

要之，管亥在正史中仅为时代注脚，在演义中却成为承载道德评判的符号。今人观之，当以《三国志》为本相，以《演义》为变相，方能窥见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张力。黄巾将领的历史重构过程，实为传统史学"春秋笔法"与民间叙事"传奇笔法"相互角力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