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濟

曹魏武將：成濟，其兄弟有成倅與成濟，曹髦就是被其所殺

成濟，揚州丹楊（治今安徽宣城）人。三國後期曹魏武將，被司馬昭的心腹賈充指使，用戟刺死魏主曹髦，後司馬昭為平息眾怒，將成濟兄弟二人殺死。

人物生平

成濟弒君

曹魏末期，司馬氏的權力日益強盛，司馬昭的篡位之心已經是路人皆知。魏帝曹髦不甘心坐以待廢，決意討伐司馬昭。司馬昭聽說後，早已有所準備。曹髦年少氣盛，決定殊死一搏，當下召集殿中宿衛兵和蒼頭、官僮幾百人，亂鬨鬨地衝出宮去。他自己手持寶劍，站在車上指揮，直奔司馬昭宅第。

行到南闕，司馬昭的心腹將領，中護軍賈充帶着二，三百兵士趕到，擋住去路。雙方接仗，曹髦怒喝着揮劍殺去。賈充手下兵士見皇帝衝來，畢竟膽怯，畏縮着不敢向前。賈充部下、太子舍人成濟見了問：“怎麼辦？”賈充厲聲說：“司馬公平日養着你們幹什麼的！還用多問嗎？”成濟一聽，就驅馬挺矛，直衝到曹髦車前。曹髦怒斥道：“我是天子，賊臣怎麼敢如此無禮!”成濟也不答話，只是端起長矛，直刺過去。曹髦連忙舉劍招架，無奈成濟力氣大，抵擋不住，當下被刺中胸膛，跌落到車下。成濟順手補上一矛，刺穿胸背，曹髦當場死去。

兔死狗烹

事後，司馬昭因為群情激憤，便捕殺了成濟兄弟，以推卸罪責，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頂，大罵司馬昭，被軍士從下亂箭射殺。司馬昭又以太后的名義頒佈詔書，列了曹髦的許多不是，將他廢為平民。曹髦死後無諡號，史稱高貴鄉公。司馬昭迎立15歲的常道鄉公曹璜（後改為曹奐）為帝。自封晉公、晉王，265年司馬昭死，其子司馬炎襲爵，廢曹奐為陳留王，自立為帝，改魏為晉，史稱西晉。

史書記載

【晉書】：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

【晉紀】：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

【魏末傳】：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魏氏春秋】：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晉書·荀勖傳】：勖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為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

論成濟弒君事件中的政治倫理與司馬氏權謀

成濟弒君一事，實乃三國曹魏政權末期最具戲劇性與悲劇性的政治事件。細究此事，非僅一介武夫之莽撞，實為司馬氏精心設計之政治棋局，而成濟兄弟不過為其中可悲之棄子耳。

觀成濟之身份，乃太子舍人，職司宿衛，本為護衛君主之責。然當賈充厲聲質問"司馬公平日養着你們幹什麼的"時，成濟竟轉而持戟刺向合法君主，此乃嚴重違背儒家君臣大義之舉。司馬昭之謀略，正在於此——使他人行大逆之事，而自身保持政治清白。此等"借刀殺人"之術，實為權臣篡位之典型手法。

細讀【晉書】所載"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一語，可見司馬氏蓄養死士已久，專為應對此類非常之變。成濟兄弟之悲劇，在於其未能認清自身在司馬氏棋局中之真實地位——有用時則為利器，事成後則為替罪之羊。當司馬昭為平息眾怒而誅殺成濟時，更顯政治權謀之冷酷無情。

值得玩味者，乃【魏氏春秋】所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頂，大罵司馬昭"之細節。此情此景，既顯其愚忠之可悲，亦見其臨死方悟被利用之憤懣。司馬氏以太后名義廢曹髦為庶人，更見其既要弒君又要維繫表面合法性的政治虛偽。

從政治倫理觀之，成濟之行為完全背離"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儒家綱常。然更深層的悲劇在於，當權臣完全掌控朝政時，傳統倫理已被權力邏輯所取代。司馬昭之成功，標誌着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權謀完全凌駕倫理的時代之開端。

成濟事件給後世之警示，不僅在於權臣篡位之過程，更在於政治倫理徹底崩潰後，所有參與者皆成輸家之必然結局。司馬氏雖得天下，卻開創了一個道德淪喪的政治先例，為西晉短命埋下禍根。讀史至此，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論成濟弒君事件中的政治倫理與司馬氏權謀】

成濟弒君一事，實為三國政治史上一大關節，其事雖載於【晉書】【魏氏春秋】等典籍，然其中蘊含的君臣大義與權力博弈，尤值得深入辨析。本文擬從三個層面剖析此事件：

一、禮法秩序之崩壞
曹髦"天子揮劍"之舉，實為曹魏政權對司馬氏專權的最後抗爭。按【春秋】之義，"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然成濟受賈充"司馬公養汝正為今日"之命，公然以戟犯蹕，此乃周禮"八辟"之刑所不容。司馬昭雖以太后詔書貶曹髦為庶人，然【魏氏春秋】載成濟"袒身升屋，罵昭受箭"之狀，恰暴露弒君乃司馬氏授意，其"欲蓋彌彰"之態，正是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謂"權臣竊國，必先壞禮"之實證。

二、權力博弈之機樞
細考事件經緯，可見三層權謀：其一，賈充以"畜養"之言激成濟，暗合【韓非子·內儲說】"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功利主義；其二，司馬昭事後誅成濟以塞眾謗，恰如范曄【後漢書】論梁冀"既豢豺狼，復烹走狗"之術；其三，改立曹奐而自晉公爵，實為魏晉禪代預演。陳壽【三國志】雖為晉諱，然"相府兵將止不敢戰"之記載，已透露當時將士猶存君臣之辨。

三、歷史書寫之微意
比較【晉書】與【魏氏春秋】記載差異，可見官方史書強調"天子攻相府"以證其"失道"，而私史則詳錄成濟罵昭細節。此正如劉知幾【史通】所言"權門立傳，每多虛美"。值得注意的是，曹髦死後無諡而稱"高貴鄉公"，此【周禮】"戮於宗廟不諡"之遺制，反成其忠烈之註腳。司馬光【資治通鑑】特書"帝自用劍"細節，實寓"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之春秋筆法。

結語：
成濟事件實為漢魏以來君臣倫理徹底崩潰之標誌。司馬氏以權術馭下，雖得一時之便，然其"弒君-諉過-禪代"模式，已開晉初八王之亂先聲。王夫之評此事"君臣道盡而國隨亡"，誠為的論。後世史家當從此事件中，既見權力鬥爭之殘酷，更思禮法秩序之於國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