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循

曹魏官員：郭循，因功績德行聞名西州，曾刺殺蜀漢將軍費禕

郭脩（？－253年），字孝先（一名郭修，【[wiki]三國志·後主傳" title="「三國" title="「[wiki]三國」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國志·後主傳」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國" title="「[wiki]三國」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國志·後主傳】及【費禕傳】中載爲郭循），涼州西平人。三國時代曹魏官員，官至中郎將（可能爲偽稱。曹芳詔稱郭脩爲“故中郎”，裴松之則指郭脩只是“西州之男子耳”）。被蜀漢衛將軍姜維俘虜後降蜀漢，後來暗殺蜀漢大將軍費禕。

簡介

據裴松之注【三國志】引孫盛【魏氏春秋】記載，郭脩一向有功績德行，著名於西州。在一次對蜀漢戰事中被姜維所俘，降蜀漢後受劉禪封爲左將軍。然而郭脩一直不願成爲蜀臣，更想找機會刺殺劉禪，平日利用向劉禪道賀的時機，一邊拜賀一邊趨前，希望接近劉禪，卻總是被其側近阻隔，難以得手，於是郭脩決定另覓刺殺對象。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蜀漢大將軍費禕於漢壽開辦歲首大會，郭脩當時在座，乘費禕歡飲沈醉之際，親手刺殺費禕，自己亦被蜀人所殺死。同年八月，魏帝曹芳下詔追封郭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賜諡號爲“威”，其子承襲父爵，加拜奉車都尉，獲賞銀千鉼，絹千匹。

雖然曹魏朝廷對於郭脩捨身刺殺費禕一事致以充分的肯定，但裴松之對其所爲卻有負面的評價。裴氏否定郭脩的原因有三：其一，郭脩只是一介平民，對魏室沒有臣屬之責，當他被蜀將所俘，如想表示忠心，可以殉國拒降，根本沒有必要作出行刺的舉動。其二，魏、蜀雖是敵國，但彼此間沒有如趙襄子消滅智氏般的仇恨，魏國也不像戰國後期的燕國般備受亡國威脅，犯不著使用行刺的手段。其三，劉禪是平庸之君主、費禕是一般資質的輔政者，即使殺掉了他們，對蜀國也不會產生強大的打擊。因此，裴氏認爲郭脩只是一名投機主義者，其行刺本質及動機絕對比不上魏詔提及的聶政、傅介子，亦沒有資格被稱譽爲“捨生取義”。

名字記載

在【三國志·蜀書】中，【後主傳】及【費禕傳】均記載費禕被刺殺之事，兩處都稱刺客爲“魏降人郭循”；而在【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曹芳詔中，則稱刺殺費禕者爲“故中郎西平郭脩”。同爲【蜀書】中的【張嶷傳】，記載張嶷曾引岑彭、來歙之事勸誡費禕慎防刺客，又指“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記載諸葛恪被孫峻設計殺死一事，裴松之引虞喜【志林】評論中，提起費禕被殺的例子，亦載“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脩、循二字形似，計【三國志】連裴注，“郭循”見錄兩處，“郭脩”見錄四處，加上考慮到“蜀不置史”的背景，故以郭脩爲其本名。

【論郭脩刺費禕事及其歷史評價芻議】

郭脩（循）刺費禕一事，載於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實爲三國史中一特殊個案。此事涉及忠義觀念、政治倫理及史家筆法三重維度，值得深入辨析。

一、名諱考辨與身份定位
郭氏之名，【蜀書】作"郭循"，【魏氏春秋】作"郭脩"，當以陳壽所錄"降人"身份爲准。裴松之謂其"西州之男子"，否定其中郎將官職，此說可從。涼州西平地處魏蜀交界，其地人士常因戰亂易主，郭氏被姜維所俘而降，實爲亂世常態。然其"偽稱中郎將"一事，恰反映當時降人虛張聲勢之風氣。

二、刺殺行爲的歷史語境
郭氏刺費禕發生於延熙十六年（253年），時蜀漢正值費禕主政、姜維屢次北伐之際。考費禕之政風，以"和合朝野"著稱（【費禕傳】），其死確使蜀漢失去重要調和者。然裴松之論其"才非亮匹"確有見地，蓋費禕遇刺後，蜀漢政權仍延續十載，足見其非維繫國本之關鍵。

三、忠義觀念的再審視
曹魏追諡"威侯"之舉，實爲政治宣傳。細究之：郭氏既非魏室舊臣，又已受蜀漢左將軍之職，其行徑不合"士不貳君"之節（【禮記·曲禮】）。裴氏以聶政、傅介子相較，指出郭氏缺乏"仇必報、恩必償"的倫理基礎，此論深得【春秋】大義。昔子貢問管仲非仁乎？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論語·憲問】）是知評價歷史人物，當觀其大節。

四、史家筆法的微旨
陳壽記此事用筆極簡，僅書"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八字，而裴注詳引魏詔與孫盛記載形成張力。這種"互見"筆法，暗含對曹魏褒揚刺客之風的批評。司馬光【資治通鑑】不取魏廷封賞事，亦可窺宋儒對此的價值判斷。

要之，郭脩之事折射出三國時期道德標準的淆亂。昔荀彧稱"殺身無益，適足爲敵快耳"（【魏志·荀彧傳】注），郭氏之刺，徒增殺戮而無關宏旨，此正裴松之譏其"不得爲捨生取義"的深意所在。歷史評價須超越一時政治需要，而置於更長遠的文明尺度中審視，方得其中三昧。

【論郭脩刺費禕事及其歷史評價芻議】

郭脩（循）刺費禕一事，載於【三國志】裴注所引【魏氏春秋】，實爲三國史中一特殊個案。今就其人其事，略陳管見如下：

一、名諱考辨
史籍所載"郭循"與"郭脩"之異，當以【魏氏春秋】"郭脩"爲正。陳壽【三國志】作"郭循"者，蓋音近而訛。裴松之注引曹芳詔書稱"故中郎"，然考其出身實爲涼州西平布衣，所謂中郎將之職恐系偽托。此等名實不符之現象，恰反映魏晉之際史筆褒貶之微旨。

二、事件本質辨析
裴松之對此事持三重否定：其一責其非魏臣而效死節，有違"士不貳君"之倫；其二指魏蜀之爭未至"不共戴天"之境，行刺有悖"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之禮；其三論費禕之死難撼蜀漢根基，謂其"刺小敵而虧大信"。此論實本於【春秋】"大夫無私交"之義，深得史家"明道"之旨。

三、歷史評價再議
曹魏朝廷之封賞，實爲政治宣傳所需。以長樂鄉侯之爵易千戶之封，意在激勵效死之士。然考聶政刺俠累、傅介子斬樓蘭，皆有其明確的政治訴求與歷史背景。郭脩之刺，既非存亡繼絕，亦非除暴安良，徒逞匹夫之勇耳。裴氏"西州男子"之譏，可謂中的。

四、刺客文化反思
此事折射出漢末"輕死重氣"之俠風異化現象。郭脩所爲，既不同於豫讓"士爲知己者死"的純粹性，亦異於荊軻"圖窮匕見"的正義性，實爲政治投機與個人執念的混合產物。蜀漢以"降人"待之而疏於防範，足爲後世用人者戒。

結語：
郭脩刺費禕事件，表面是個人壯舉，實則爲特殊歷史情境下的畸形產物。曹魏之褒揚與裴注之貶斥，恰構成歷史評價的二元張力。今人觀之，當超越簡單的忠奸評判，而置於漢魏之際道德標準重構的宏觀視野中審視，方得史家"勸善懲惡"之深意。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