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循

曹魏官员：郭循，因功绩德行闻名西州，曾刺杀蜀汉将军费祎

郭脩（？－253年），字孝先（一名郭修，《[wiki]三国志·后主传" title="‘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词条"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后主传’百科词条" target="_blank">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词条"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后主传》及《费祎传》中载为郭循），凉州西平人。三国时代曹魏官员，官至中郎将（可能为伪称。曹芳诏称郭脩为“故中郎”，裴松之则指郭脩只是“西州之男子耳”）。被蜀汉卫将军姜维俘虏后降蜀汉，后来暗杀蜀汉大将军费祎。

简介

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孙盛《魏氏春秋》记载，郭脩一向有功绩德行，著名于西州。在一次对蜀汉战事中被姜维所俘，降蜀汉后受刘禅封为左将军。然而郭脩一直不愿成为蜀臣，更想找机会刺杀刘禅，平日利用向刘禅道贺的时机，一边拜贺一边趋前，希望接近刘禅，却总是被其侧近阻隔，难以得手，于是郭脩决定另觅刺杀对象。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蜀汉大将军费祎于汉寿开办岁首大会，郭脩当时在座，乘费祎欢饮沈醉之际，亲手刺杀费祎，自己亦被蜀人所杀死。同年八月，魏帝曹芳下诏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鉼，绢千匹。

虽然曹魏朝廷对于郭脩舍身刺杀费祎一事致以充分的肯定，但裴松之对其所为却有负面的评价。裴氏否定郭脩的原因有三：其一，郭脩只是一介平民，对魏室没有臣属之责，当他被蜀将所俘，如想表示忠心，可以殉国拒降，根本没有必要作出行刺的举动。其二，魏、蜀虽是敌国，但彼此间没有如赵襄子消灭智氏般的仇恨，魏国也不像战国后期的燕国般备受亡国威胁，犯不着使用行刺的手段。其三，刘禅是平庸之君主、费祎是一般资质的辅政者，即使杀掉了他们，对蜀国也不会产生强大的打击。因此，裴氏认为郭脩只是一名投机主义者，其行刺本质及动机绝对比不上魏诏提及的聂政、傅介子，亦没有资格被称誉为“舍生取义”。

名字记载

在《三国志·蜀书》中，《后主传》及《费祎传》均记载费祎被刺杀之事，两处都称刺客为“魏降人郭循”；而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曹芳诏中，则称刺杀费祎者为“故中郎西平郭脩”。同为《蜀书》中的《张嶷传》，记载张嶷曾引岑彭、来歙之事劝诫费祎慎防刺客，又指“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诸葛恪被孙峻设计杀死一事，裴松之引虞喜《志林》评论中，提起费祎被杀的例子，亦载“斯乃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脩所害”。脩、循二字形似，计《三国志》连裴注，“郭循”见录两处，“郭脩”见录四处，加上考虑到“蜀不置史”的背景，故以郭脩为其本名。

《论郭脩刺费祎事及其历史评价刍议》

郭脩（循）刺费祎一事，载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实为三国史中一特殊个案。此事涉及忠义观念、政治伦理及史家笔法三重维度，值得深入辨析。

一、名讳考辨与身份定位
郭氏之名，《蜀书》作"郭循"，《魏氏春秋》作"郭脩"，当以陈寿所录"降人"身份为准。裴松之谓其"西州之男子"，否定其中郎将官职，此说可从。凉州西平地处魏蜀交界，其地人士常因战乱易主，郭氏被姜维所俘而降，实为乱世常态。然其"伪称中郎将"一事，恰反映当时降人虚张声势之风气。

二、刺杀行为的历史语境
郭氏刺费祎发生于延熙十六年（253年），时蜀汉正值费祎主政、姜维屡次北伐之际。考费祎之政风，以"和合朝野"著称（《费祎传》），其死确使蜀汉失去重要调和者。然裴松之论其"才非亮匹"确有见地，盖费祎遇刺后，蜀汉政权仍延续十载，足见其非维系国本之关键。

三、忠义观念的再审视
曹魏追谥"威侯"之举，实为政治宣传。细究之：郭氏既非魏室旧臣，又已受蜀汉左将军之职，其行径不合"士不贰君"之节（《礼记·曲礼》）。裴氏以聂政、傅介子相较，指出郭氏缺乏"仇必报、恩必偿"的伦理基础，此论深得《春秋》大义。昔子贡问管仲非仁乎？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是知评价历史人物，当观其大节。

四、史家笔法的微旨
陈寿记此事用笔极简，仅书"为魏降人郭循所害"八字，而裴注详引魏诏与孙盛记载形成张力。这种"互见"笔法，暗含对曹魏褒扬刺客之风的批评。司马光《资治通鉴》不取魏廷封赏事，亦可窥宋儒对此的价值判断。

要之，郭脩之事折射出三国时期道德标准的淆乱。昔荀彧称"杀身无益，适足为敌快耳"（《魏志·荀彧传》注），郭氏之刺，徒增杀戮而无关宏旨，此正裴松之讥其"不得为舍生取义"的深意所在。历史评价须超越一时政治需要，而置于更长远的文明尺度中审视，方得其中三昧。

《论郭脩刺费祎事及其历史评价刍议》

郭脩（循）刺费祎一事，载于《三国志》裴注所引《魏氏春秋》，实为三国史中一特殊个案。今就其人其事，略陈管见如下：

一、名讳考辨
史籍所载"郭循"与"郭脩"之异，当以《魏氏春秋》"郭脩"为正。陈寿《三国志》作"郭循"者，盖音近而讹。裴松之注引曹芳诏书称"故中郎"，然考其出身实为凉州西平布衣，所谓中郎将之职恐系伪托。此等名实不符之现象，恰反映魏晋之际史笔褒贬之微旨。

二、事件本质辨析
裴松之对此事持三重否定：其一责其非魏臣而效死节，有违"士不贰君"之伦；其二指魏蜀之争未至"不共戴天"之境，行刺有悖"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礼；其三论费祎之死难撼蜀汉根基，谓其"刺小敌而亏大信"。此论实本于《春秋》"大夫无私交"之义，深得史家"明道"之旨。

三、历史评价再议
曹魏朝廷之封赏，实为政治宣传所需。以长乐乡侯之爵易千户之封，意在激励效死之士。然考聂政刺侠累、傅介子斩楼兰，皆有其明确的政治诉求与历史背景。郭脩之刺，既非存亡继绝，亦非除暴安良，徒逞匹夫之勇耳。裴氏"西州男子"之讥，可谓中的。

四、刺客文化反思
此事折射出汉末"轻死重气"之侠风异化现象。郭脩所为，既不同于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纯粹性，亦异于荆轲"图穷匕见"的正义性，实为政治投机与个人执念的混合产物。蜀汉以"降人"待之而疏于防范，足为后世用人者戒。

结语：
郭脩刺费祎事件，表面是个人壮举，实则为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畸形产物。曹魏之褒扬与裴注之贬斥，恰构成历史评价的二元张力。今人观之，当超越简单的忠奸评判，而置于汉魏之际道德标准重构的宏观视野中审视，方得史家"劝善惩恶"之深意。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