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

东汉庐江太守：朱光，效命于曹操，曾奉曹操之命大开稻田

朱光，魏庐江太守。建安中，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建安十九年，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枹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获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建安二十四年，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

演义传记

魏庐江太守。为孙权所攻，朱光令弓弩手齐射，甘宁拨开箭林，一链打倒朱光。吕蒙亲自擂鼓。士卒皆一拥而上，乱刀砍死朱光。

《论朱光史事及其在汉魏之际的军政角色》

朱光，东汉末庐江太守，曹魏集团重要边郡守将，其事迹虽散见于《三国志》诸传，然可窥见汉魏之际江淮战略之缩影。考其行事，当以正史为本，参以地理、职官制度，方能得其真貌。

一、屯田皖城的战略意义
建安年间，曹操委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今安徽潜山），此乃曹氏经略江东之前哨。《三国志·吴主传》载其"大开稻田"，实为曹操"屯田制"在江淮之延伸。皖城地处濡须水与长江交汇处，控扼吴楚咽喉，朱光于此兴水利、积军粮，既解北军南征粮秣之困，更成持久制吴之据点。裴松之注引《吴录》称"皖田肥美"，足见其地缘价值。然此举亦触动孙权集团根本利益，遂有日后吕蒙、甘宁之役。

二、建安十九年皖城之战的军政解析
是役载于《吕蒙传》《甘宁传》，可补朱光结局之详。吴军以甘宁为"升城督"先登，吕蒙率精兵继进，辰时攻城，巳时即克，反映朱光守备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吴军俘获"男女数万口"，恰印证朱光屯田时招徕流民之效。而《江表传》载孙权战后"分赐将士庐江降人"，更揭示汉末郡守兼具民政长官与军事统帅的双重职能。

三、演义叙事与史实之辨
《三国演义》描写朱光被甘宁"一链打倒"、遭乱刀分尸，此乃文学加工。考诸正史，朱光被俘后未即死，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尚"遣朱光等归"孙权，以交换政治利益。罗贯中为强化吕蒙、甘宁形象，将朱光结局戏剧化，然失真于史。实则朱光作为边郡守将，其命运始终与魏吴博弈紧密相连，最终成为双方外交筹码，此方见乱世武臣之常态。

结语
朱光之事，折射出三国鼎立前夜江淮地区的战略拉锯。其屯田皖城体现曹操"足食强兵"之策，而迅速败亡又暴露曹氏在东南防务的脆弱性。后世当以《三国志》为本，兼考地理、制度，方能超越演义叙事，得窥汉魏之际边疆吏治的真实图景。

《论朱光事迹兼考建安皖城之战》

朱光者，东汉末庐江太守，曹魏集团之干吏也。其事迹虽散见于《三国志》裴注及《资治通鉴》，然可窥其军政之才。建安中，曹操委以庐江太守，屯皖城，其职在经略江淮、制衡孙吴。光奉令"大开稻田"，实为曹氏"屯田制"之地方实践，此举兼具足食强兵之效，足见其吏治能力。

考《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建安十九年（214年）皖城之役，乃朱光命运转折。吕蒙献策孙权，以甘宁为先锋，"侵晨进攻"，朱光虽"令弓弩手齐射"拒敌，然吴军锐不可当，终城破被擒。此战之败，非光之过，实因曹魏江淮防线兵力空虚（时曹操西征张鲁），而吴军以吕蒙、甘宁等名将合力，势在必得。裴注引《吴录》载"获光及男女数万口"，可见光治下皖城人口繁盛，反证其守土之绩。

至演义所载朱光"被甘宁链打而死"，乃文学虚构。《三国志》明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遣朱光等归"，可知光被俘后未遭戮，反得生还。此细节差异，正显史家笔法与小说家言之别：陈寿重实录，罗贯中尚戏剧。

朱光之历史定位，当为曹魏边郡能吏。其屯田皖城，承袭枣祗、韩浩之制，体现汉末"兵农合一"战略；其失守被擒，折射魏吴对峙中江淮地域之易手频繁。后世当以实证精神辨其本末，方不负太史公"究天人之际"之训。

（全文798字，谨依国学考据传统而作）

《论朱光史事及其在汉魏之际的政治意涵》

朱光其人，虽《三国志》无专传，然散见于诸纪传的记载，实可窥见汉魏之际江淮地区军政态势之一斑。建安年间曹操委任朱光为庐江太守，实为曹氏经略江东战略的重要一环。考《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吴录》，朱光屯皖期间"大开稻田"，此举绝非简单的农事举措。汉末战乱频仍，军粮供给乃立军之本，曹操令朱光在江淮之间广辟屯田，实为贯彻其"修耕植以蓄军资"（《魏志·武帝纪》）的战略方针，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农业效益。

吕蒙建安十九年破皖之役，《吴书·吕蒙传》载其"手执枹鼓，士卒皆腾踊自升"，与演义所述颇有相通。然需辨明者，正史未载甘宁击杀朱光之事，《江表传》仅言"获光及参军董和"。演义所增饰的戏剧性场面，实为明清小说家"七实三虚"笔法的典型体现。朱光被俘后的结局，据《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条，孙权"遣朱光等归"，可见其最终得以生还，此与演义"乱刀砍死"之说大相径庭。

朱光作为曹操集团在江淮地区的代表，其命运实与当时南北对峙格局紧密相连。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之际，特意遣返朱光等人，实为政治姿态的展现。这种俘虏交换行为，在汉末群雄交锋中实属常见，如《后汉书·刘表传》载刘表与孙策"交质"之事。朱光两度见于史册：一为军事败将，一为外交筹码，恰折射出汉魏之际武人与士大夫的双重身份特征。

要之，朱光事迹虽简，然可据以考察三个重要问题：其一，曹魏在江淮地区的屯田政策实施细节；其二，孙吴政权北进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其三，汉末史料记载与文学演绎的互动关系。治史者当以陈寿《三国志》为本，参以裴注，慎取演义，方可得其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