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闿

东吴永昌太守：雍闿，原跟随刘备，在杀死正昂后投降于吴国

雍闿（？---225），三国时地方豪族。初，雍闿投刘备。刘备死后，闿杀蜀所署太守正昂，降于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

历史概况

吴永昌太守。闿为益州大姓，恩信着于南土，杀太守正昂。使命周旋，远通孙权。时张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趑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

于是遂送裔于权。及先主薨，雍闿跋扈于建宁。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其桀慢如此。闿又降于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闿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

演义概况

汉什方侯雍齿之后。建兴三年，闿结连孟获造反。闿、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马，皆与获为向导官，攻打永昌郡。丞相亮亲往讨之，设反间计，定将鄂焕一戟刺闿于马下，就枭其首级，军士皆降。

历史评价

《三国志》：“雍闿跋扈于建宁”、“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雍闿恩信着于南土。”

《论雍闿之叛附与南中政治生态》

雍闿其人，实为观察三国时期南中地区豪族政治之典型个案。其先附刘备而后叛降孙吴之行径，非独个人品性使然，实乃汉末边疆豪族在中央政权更迭中生存策略之体现。

考其家世，雍氏为益州大姓，《华阳国志》载"南中大姓雍、娄、爨、孟、董为五部"，足见其地方根基之深。所谓"恩信着于南土"，正反映出豪族在南中的统治模式——以宗族势力为基础，通过恩威并施维持地方控制。当刘备新丧、蜀汉政权动荡之际，雍闿杀太守正昂而叛，此乃典型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

其致李严书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表面言天下三分之局，实则暴露其政治投机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孙权遥授永昌太守之职，实为吴国对南中的"虚封"策略。永昌"道路壅塞，与蜀隔绝"的地理特点，使吴国得以通过雍闿实施低成本牵制蜀汉之策。吕凯、王伉"闭境拒闿"的记载，则显示蜀汉在边疆仍保有一定忠臣体系。

雍闿最终死于高定部曲之手，此结局颇具深意。南中叛乱集团内部之倾轧，印证了《三国志》"骄黠滋甚"的评价。诸葛亮南征未至而内乱先起，恰说明此类豪族武装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演义所述鄂焕刺闿之事虽系虚构，但反映了民间对其反复无常的道德评判。

要而论之，雍闿现象实为三国时期边疆政治的缩影：中央政权更迭时，地方豪族往往首鼠两端以图自保；而缺乏明确政治理念的投机行为，终难逃败亡命运。陈寿"跋扈""骄黠"之评，既是对其个人的指摘，亦是对所有割据势力的警示。

《论雍闿之叛：南中豪族的政治投机与历史局限》

雍闿作为三国时期南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豪族势力，其政治选择深刻反映了汉末地方势力在中央政权更迭中的生存策略。从《华阳国志》《三国志》等史料观之，雍闿之叛绝非简单的"跋扈"二字可概，实为特定历史环境下地方豪强的必然选择。

一、地缘政治中的投机本质
雍闿"恩信着于南土"（《三国志·李恢传》）的记载，揭示其势力根基在于世袭的地方影响力。当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集团遭遇夷陵之败，这位益州大姓立即杀蜀太守正昂，转而接受东吴遥授的永昌太守之职。这种政治转向，恰如陈寿所言"骄黠滋甚"（《三国志·吕凯传》），本质是借助吴蜀对峙的缝隙谋求自治空间。其"天无二日"之论（《三国志·李严传》注引），不过是为割据寻找合法性借口。

二、文化认同的深层矛盾
雍闿假借"鬼教"诬蔑蜀太守张裔之事，暴露了南中豪族与蜀汉政权间的文化隔阂。所谓"外虽泽而内实粗"的瓠壶之喻，实为对蜀汉官僚体系的刻意贬损。这种将政治对抗包装为文化冲突的手段，与后世《蛮书》所载"南诏德化碑"的叙事策略如出一辙，皆属地方势力构建话语权的典型方式。

三、历史局限的必然结局
诸葛亮南征前夕雍闿死于高定部曲之手（《三国志·后主传》），这种戏剧性结局恰恰印证了地方豪强政治的脆弱性。考《诸葛亮集》所载《南征表》，可知蜀汉对南中的经略重在"攻心"，而雍闿始终未能真正整合孟获等势力，其失败早在政治投机之初便已注定。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事，反衬出雍闿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

雍闿之叛的个案，实为汉晋之际边疆豪族命运的缩影。其政治投机虽得逞于一时，但终究难逃"豪强政治"的历史周期律。后世史家称其"跋扈"，不过是以中原正统视角所作的道德评判。若置于南中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中观察，雍闿现象恰是边疆族群在帝国体系中的适应性反应，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