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闓

東吳永昌太守：雍闓，原跟隨劉備，在殺死正昂後投降於吳國

雍闓（？---225），三國時地方豪族。初，雍闓投劉備。劉備死後，闓殺蜀所署太守正昂，降於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

歷史概況

吳永昌太守。闓為益州大姓，恩信着於南土，殺太守正昂。使命周旋，遠通孫權。時張裔為益州太守，逕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

於是遂送裔於權。及先主薨，雍闓跋扈於建寧。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呂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

演義概況

漢什方侯雍齒之後。建興三年，闓結連孟獲造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獲為嚮導官，攻打永昌郡。丞相亮親往討之，設反間計，定將鄂煥一戟刺闓於馬下，就梟其首級，軍士皆降。

歷史評價

【三國志】：“雍闓跋扈於建寧”、“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雍闓恩信着於南土。”

【論雍闓之叛附與南中政治生態】

雍闓其人，實為觀察三國時期南中地區豪族政治之典型個案。其先附劉備而後叛降孫吳之行徑，非獨個人品性使然，實乃漢末邊疆豪族在中央政權更迭中生存策略之體現。

考其家世，雍氏為益州大姓，【華陽國志】載"南中大姓雍、婁、爨、孟、董為五部"，足見其地方根基之深。所謂"恩信着於南土"，正反映出豪族在南中的統治模式——以宗族勢力為基礎，通過恩威並施維持地方控制。當劉備新喪、蜀漢政權動盪之際，雍闓殺太守正昂而叛，此乃典型的地方勢力對中央權威的挑戰。

其致李嚴書稱"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表面言天下三分之局，實則暴露其政治投機本質。值得注意的是，孫權遙授永昌太守之職，實為吳國對南中的"虛封"策略。永昌"道路壅塞，與蜀隔絕"的地理特點，使吳國得以通過雍闓實施低成本牽制蜀漢之策。呂凱、王伉"閉境拒闓"的記載，則顯示蜀漢在邊疆仍保有一定忠臣體系。

雍闓最終死於高定部曲之手，此結局頗具深意。南中叛亂集團內部之傾軋，印證了【三國志】"驕黠滋甚"的評價。諸葛亮南征未至而內亂先起，恰說明此類豪族武裝缺乏穩固的政治基礎。演義所述鄂煥刺闓之事雖系虛構，但反映了民間對其反覆無常的道德評判。

要而論之，雍闓現象實為三國時期邊疆政治的縮影：中央政權更迭時，地方豪族往往首鼠兩端以圖自保；而缺乏明確政治理念的投機行為，終難逃敗亡命運。陳壽"跋扈""驕黠"之評，既是對其個人的指摘，亦是對所有割據勢力的警示。

【論雍闓之叛：南中豪族的政治投機與歷史局限】

雍闓作為三國時期南中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豪族勢力，其政治選擇深刻反映了漢末地方勢力在中央政權更迭中的生存策略。從【華陽國志】【三國志】等史料觀之，雍闓之叛絕非簡單的"跋扈"二字可概，實為特定歷史環境下地方豪強的必然選擇。

一、地緣政治中的投機本質
雍闓"恩信着於南土"（【三國志·李恢傳】）的記載，揭示其勢力根基在於世襲的地方影響力。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集團遭遇夷陵之敗，這位益州大姓立即殺蜀太守正昂，轉而接受東吳遙授的永昌太守之職。這種政治轉向，恰如陳壽所言"驕黠滋甚"（【三國志·呂凱傳】），本質是藉助吳蜀對峙的縫隙謀求自治空間。其"天無二日"之論（【三國志·李嚴傳】注引），不過是為割據尋找合法性藉口。

二、文化認同的深層矛盾
雍闓假借"鬼教"誣衊蜀太守張裔之事，暴露了南中豪族與蜀漢政權間的文化隔閡。所謂"外雖澤而內實粗"的瓠壺之喻，實為對蜀漢官僚體系的刻意貶損。這種將政治對抗包裝為文化衝突的手段，與後世【蠻書】所載"南詔德化碑"的敘事策略如出一轍，皆屬地方勢力構建話語權的典型方式。

三、歷史局限的必然結局
諸葛亮南征前夕雍闓死於高定部曲之手（【三國志·後主傳】），這種戲劇性結局恰恰印證了地方豪強政治的脆弱性。考【諸葛亮集】所載【南征表】，可知蜀漢對南中的經略重在"攻心"，而雍闓始終未能真正整合孟獲等勢力，其失敗早在政治投機之初便已註定。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載諸葛亮"七擒孟獲"事，反襯出雍闓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

雍闓之叛的個案，實為漢晉之際邊疆豪族命運的縮影。其政治投機雖得逞於一時，但終究難逃"豪強政治"的歷史周期律。後世史家稱其"跋扈"，不過是以中原正統視角所作的道德評判。若置於南中地域社會發展脈絡中觀察，雍闓現象恰是邊疆族群在帝國體系中的適應性反應，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