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从体制根源上分析其实是奴隶社会而非古代社会

从体制根源上分析，满清尤其在前期，根本不是什么古代社会！而是标准的奴隶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很遗憾左愤左青们少注意到这点，即使偶尔提及也只作为旁证绕开而言其他，实在是咄咄怪事。现在就我知道的一些史料集中起来，专门质疑一下清初的社会体制问题：

1、包衣、阿哈——满语，奴隶称谓，元代则叫“驱口”

2、掠奴战争。1644年以前皇太极5次绕过山海关大略河北、山东，共得近百万人畜出关：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另2次攻打李氏朝鲜，逼迫朝鲜脱离明朝，顺带在汉城周边卷走30万人。

3、阿哈伙洛——满语，即奴隶山沟，这个山沟除了极少数的亲兵负责看守以外，其余全是买来的和抓来的奴隶。当年，整个新宾（辽宁）一带，除地方首脑留一部分阿哈，剩下的阿哈全集中在这。这些阿哈是什么人呢？大部分是汉人和朝鲜人。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送来的，有的是抢来的，也有战俘。阿哈他们是奴隶主活的财产，可以买卖，可以打骂，甚至可以杀头，可以殉葬。

4、奴隶市场及贸易——盛京（沈阳）的南大门和巨流河两地，后金时期曾是大型的奴隶交易市场，战俘和被掳掠的平民（主要是汉人、朝鲜人）在这里象牲口一样被随意买卖，身价就十几两银子，一些商贩在两个市场间来回倒卖人口以牟取差价。所引原文标题记不太准，大概是《清初经济史研究》，辽宁史学界８０年左右的论文集。

5、跑马圈地——建立奴隶制庄园，农民负担加重、地位明显降低，妻子儿女可供主子任意凌辱，官府也不管，而且特权受到法律维护。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6、《逃人法》。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逃人法》这样一部赤裸裸的奴隶制法典，堪比《汉莫拉比法典》，只是晚颁布了近3400年，不容易啊，也算文明开化的成就。

清初，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和圈地，所有的八固山（八旗）贵族和普通批颊人（披甲人）阶级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奴隶，他们获得奴隶的途径有四条：

1、通过战争俘获的俘虏。“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仆”；“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这些大量的无辜各族人民被强制沦为奴隶，再加上大量的所圈土地，使满清治下的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农庄。

2、买卖人口。入关以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贩买人口为奴仍存在。北京就有“人市”，“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从焉”,在满清治下,汉族人民是可以与各种牲口一起自由买卖的.而且买卖人口是清政府法律所许可的，康熙二十二年规定：“旗下官兵，须用奴仆，除直隶各省大小文武官员及驻防将军、副都统，不准买所属之民外，其余仍照旧买人”，所以，文武官员竞相“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

3、将罪犯及其家属没入为奴。这样的奴隶也占相当数量，凡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往往家产充公，家属发给“批颊人”（吴振臣：《甯古塔纪略》）为奴。《满清律》规定：“谋反及大逆”之家属，“男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所谓为奴,实际上女性被充作军*,日夜供批颊人淫乐,反复轮*(某些人所谓的融合),男人成为苦力,除去必要的生活保障外，一切产出均被无偿地侵占,以供其玩乐.

4、投充的奴隶。满清入关后，宣布“贫民无衣无食”者，准“投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女真依靠权势，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汉人投充之后，身份降为奴隶，生活处境更为艰难.

满清就是这样为了在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惜开历史倒车的。这样野蛮黑暗的压迫如何不激起人民的反抗？已经成为满清奴隶的众多汉人不能忍受如此无耻血腥的压迫，自杀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康熙，这个阴谋家也不得不自供说：“朕见旗下仆婢，往往轻生，投河自缢，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先时，满洲往往轻毙其家人，朕乃立为差等之罚，今此风则少息矣”。奴隶主杀他的奴隶，只要受“差等之罚”就可以了，而所谓的差等之罚，实际上只不过是增加一些赋役罢了，大多也是走走过场，或者由汉人代为埋单，最后还是由汉人来承担他们犯下的罪恶，而即使是这样的惩罚，也不是满酋良心发现，而仅仅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已。

由于汉族奴隶的大量逃亡，使满清统治者感到危机，认为奴隶逃亡将首先损害批颊人的利益，批颊人又是满清立国和维护罪恶统治的基础，于是制订出极其狡诈阴狠的《逃人法》。其具体内容是：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的，各鞭一百，流徙边远”。用白话说就是逃跑的奴隶只给予轻量的处罚，而窝藏的人则要毫无回旋的予以抄灭，甚至株连乡邻。以严厉惩罚“窝主”为侧重点的逃人法不惜株连众多，引发公愤，也要保障其八旗统治集团的利益。

关于清代社会性质的讨论，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从您提供的史料来看，清初确实存在大量奴隶制残余，这一点在史学界已有共识。然而，将整个满清社会定性为"奴隶社会"而非"古代社会"，这一论断可能过于简单化，值得商榷。

首先，从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八旗制度中的包衣阿哈确实带有奴隶制色彩，但同时也保留了封建制的特点。正如《清史稿》所载，包衣身份具有世袭性，但其法律地位又高于纯粹的奴隶，可以担任官职，这与典型的奴隶制存在差异。

其次，关于掠奴行为的记载确实触目惊心，但需要注意到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战争时期。入关后，清政府逐步推行"更名田"、"摊丁入亩"等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农奴向佃农的转化。康熙年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更是标志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

第三，从经济基础来看，清代主体经济形态仍是小农经济。虽然存在旗地、官庄等特殊形式，但租佃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清实录》所示，乾隆年间全国耕地中，民田占比超过90%，这与奴隶制经济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特征明显不同。

最后，从法律层面考察，《大清律例》虽维护特权，但也保留了明代法律中关于"良贱"区分的条款，并非纯粹的奴隶制法典。雍正年间废除"乐户"、"惰民"等贱籍，更显示出社会形态的演变趋势。

综上所述，清初社会确实保留了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但整体上仍应归属于封建社会范畴。这种复杂性正是明清之际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我们应当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而应采取更辩证的视角，既看到历史中的黑暗面，也认识到制度演变的复杂性。这样的认识，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清代社会性质的讨论，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从您提供的史料来看，清初确实存在大量奴隶制残余，这一点在史学界已有共识。然而，将整个清代社会定性为"奴隶社会"，可能还需要更全面的考量。

从制度层面分析，清代的包衣阿哈制度确实带有明显的奴隶制特征。这种制度源于满洲早期的社会结构，入关后虽有所调整，但本质未变。正如您引用的《清太宗实录》和《清世祖实录》所示，清军确实通过战争大量掳掠人口，这些被掠者往往沦为奴隶。盛京的奴隶市场和"阿哈伙洛"的存在，也印证了奴隶制在清初的普遍性。

然而，我们也需注意到，清代社会是多元复合的。在中原地区，明代延续下来的封建地主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得不适应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导致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局面。康熙朝以后，随着"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实施，奴隶制因素逐渐减弱。

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清代的社会形态更接近于"早期官僚制帝国"而非典型的奴隶社会。满清统治者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文官体系，通过科举制度吸纳汉族精英，这种治理模式与古典奴隶制有明显区别。

您提到的"跑马圈地"等现象，确实反映了满洲特权阶层对汉人的压迫。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压迫更多表现为民族压迫而非单纯的阶级压迫。在法律层面，《大清律例》虽然维护满洲特权，但也保留了明代法律的基本框架。

史学界对清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仍在继续。日本学者提出的"满洲特殊论"、中国学者的"封建社会晚期说"等，都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建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可以更多参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清代包衣制度研究》等专著，以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总之，清初的奴隶制残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将整个清代社会简单定性为奴隶社会，可能忽视了其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一问题的探讨，还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