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變化

    由孔子所開啟的儒學之所以能夠由古及今不至衰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儒學內在的因素，也有時代提供的條件，還有儒學與時代之間的互動及其合力。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近百年來儒學與中國社會歷史大變遷相俱進，與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會相伴隨，其形態與功能發生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深入探討這一問題，不僅具有學術史、思想史和哲學史意義，而且是理解儒學在今天與未來走向的一大關鍵。

近百年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變化

孔子所開啟的儒學由古及今不至衰絕 資料圖片

從經學時代到後經學時代

自漢代起，經學成爲儒學開展的基本形態，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之初。儘管早在鴉片戰爭前後，經學內部即已萌生以新代舊的更化，在龔自珍、魏源那裡以復興今文經學的形式顯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經學中的新因素與舊傳統仍然糾纏在一起，呈現出十分複雜的狀態：一方面，經學成爲當時先進思想家表達變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態，出現了以康有爲爲代表的今文經學和以章太炎爲代表的古文經學；另一方面，經學又繼續起著維繫中國封建帝制的意識形態功能，張之洞等人堅持在大學堂設置經學科，袁世凱爲復辟帝制主張尊孔讀經。

經學的這一困境，使得經學難以避免20世紀初中國社會大變革的衝擊與解構。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止、1911年辛亥革命的發生、1912年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明令廢止大學經學科，這一系列變革使經學最終失去了制度的支撐。1915—1924年新文化運動的猛烈衝擊，又使經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受到蕩滌。經過種種衝擊與解構，經學時代終於走向終結。

自20世紀20年代起，現代新儒學成爲儒學在後經學時代開展的新形態。現代新儒學融會中西古今思想資源，對儒學進行了重構和復興，使儒學脫離了傳統經學形態而獲得了新的開展。現代新儒學儘管是作爲新文化運動的批判思潮而出現的，卻吸取了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認爲儒學在20世紀的新開展，並不在於反對從西方引入『科學』與『民主』，而在於彌補『科學』在解決人生問題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實踐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撐。因此，現代新儒學在認同『科學』的同時，致力於哲學本體論的重建；在主張『民主』的同時，更強調傳統道德的現代意義。正是通過現代新儒學的開展，儒學成功地經歷了由經學時代向後經學時代的轉換，繼續顯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從精英之學到大眾之熱

現代新儒學與近代經學的區別，在於從形態上由解讀儒家經典而轉向自創哲學體系，在功能上由直接參與現實政治而轉向專注學術研究。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除少數爲史學家外，大多是哲學家。他們圍繞文化觀和歷史觀問題、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人生觀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哲學思考，開創了文化儒學，發展了形上儒學，探討了人生儒學，使現代新儒學作爲20世紀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主流，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作出了重要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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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本體論問題上，現代新儒學的哲學家們貢獻尤大。20世紀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等本體論體系先後建立。這些體系固然分別繼承了宋明道學中心學與理學兩大路向，但又都程度不同地吸取和融會了西方哲學資源，以回答現代哲學所面臨的哲學與科學、本體與現象、理性與直覺、理想性與主體性等關係問題，成爲中國哲學現代轉型的標誌性成果。至20世紀下半葉，又有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論』和牟宗三的『兩層存有論』相繼創立，進一步推進了形上儒學的本體論建構。

現代新儒學的形上追求，雖然在哲學上成就很大，但又使儒學成爲了一種書齋里的精英之學，因而引發了現代新儒學內部的分歧。徐復觀就曾主張『消解形上學』，對熊十力諸師友的本體論建構提出批評，希望把儒學的現代開展與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但這種主張在當時幾乎無人理解。這種狀況直到最近20年才出現了根本性改變。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思想空間的不斷開放，儒學研究不僅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而且漸由精英之學演變成大眾之熱。一批儒學學者，通過創辦文化書院、主持電視講座、運用網絡傳播、倡導兒童讀經等多種方式，使儒學再次由書齋走向大眾。儒學的這一新變化，其根本原因在於當代中國人重建價值觀的需要——人們希望能在儒學中獲得建構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思想資源。

傳統儒學資源的現代轉化

近百年來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變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如何對傳統儒學資源進行現代轉化？這種轉化工作，早在康有爲、章太炎那裡即已自覺開啟。他們所復活的傳統儒學的『大同』、『小康』、『革命』諸觀念，對20世紀中國人精神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此後，這一工作不僅爲現代新儒學所繼續，而且爲許多現代新儒學以外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所開展。這些現代新儒學以外的人們，未必會認同復興儒學，但卻會重視對傳統儒學思想資源進行現代轉化並加以吸取與承繼。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不同的傳統儒學資源現代轉化理論，如毛澤東的中國文化批判繼承論、張岱年的中國文化綜合創新論、牟宗三的中國儒學返本開新論、傅偉勛的中國哲學創造性轉化論。也正是這樣，出現了對傳統儒學資源所進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態、不同程度的現代轉化工作。儒學在後經學時代的生命力、影響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過這種轉化顯示出來。可以說，這種對傳統儒學資源的現代轉化，成爲了近百年來儒學形態與功能變化的一種特殊形態與功能。

在儒學成爲大眾之熱的今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尤其需要建構自己的傳統儒學資源現代轉化理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儒學存在著何種歷史聯繫？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當如何處理與儒學的關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當從儒學中吸取哪些思想資源？這些都是這一理論必須思考和回答的重要問題，因爲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回答，既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續發展，又關係到儒學在中國的未來前景。

（李維武 作者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近百年變化與未來展望』首席專家、武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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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精英到大眾：儒學現代轉型的深層邏輯

近百年儒學形態與功能的嬗變，實爲一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縮影。經學時代的終結與現代新儒學的興起，不僅標誌著儒學表達形式的轉換，更揭示了儒學適應現代社會的基本路徑——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從廟堂之高回歸江湖之遠。

經學作爲傳統儒學的主要載體，其本質是一種精英話語體系。漢代以降的經學傳統，通過科舉制度與官僚體系緊密結合，形成了"學而優則仕"的閉環結構。這種結構固然保證了儒學的制度性傳承，卻也使儒學日益脫離民眾日常生活，成爲士大夫階層的專屬知識。龔自珍、魏源等人的今文經學革新，康有爲的托古改制，章太炎的古文經學詮釋，本質上仍是精英階層內部的思想調適，未能突破儒學與大眾之間的藩籬。

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批判，表面看是對傳統價值的否定，實則是對儒學精英化傾向的反撥。當蔡元培廢除經學科時，他廢除的不是儒學本身，而是儒學與權力體系的制度性勾連。這一歷史性轉折迫使儒學尋找新的存在方式——它必須證明自己不僅能爲統治者提供合法性論證，更能爲普通民眾提供精神資源。現代新儒學正是沿著這一邏輯展開的：熊十力的"體用不二"說，馮友蘭的"新理學"，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學"，都在嘗試構建不依賴政治權力的儒學話語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新儒學的大眾化轉型呈現出雙重路徑：一方面通過學術化研究保持思想深度，另一方面通過通俗化傳播擴大社會影響。錢穆的歷史詮釋、唐君毅的文化哲學、徐復觀的政論文章，都在不同層面實現了儒學與現代社會的對話。這種轉型使儒學得以在學院體制與公共領域同時展開，既避免了淪爲純粹學術研究的對象，又防止了簡化爲大眾口號的風險。

當代儒學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完成創造性轉化。儒學的現代生命力不僅取決於能否回應"民主""科學"等現代性議題，更在於能否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供意義支撐。從民間讀經運動到鄉村儒學講堂，從企業文化建構到社區倫理培育，儒學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平民化實踐。這種實踐或許缺乏經學時代的系統性和權威性，卻可能孕育著儒學未來發展的真正生機。

儒學由精英走向大眾的歷程啟示我們：一種思想傳統的生命力，不在於其能否保持原初形態，而在於其能否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找到新的表達方式。當儒學真正成爲民眾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不僅是學者的研究對象時，它的現代轉型才算真正完成。

從精英之學到大眾之學：儒學現代轉型的深層邏輯

近百年儒學形態與功能的嬗變，實爲一部中國思想應對現代性挑戰的縮影。由經學時代的終結到現代新儒學的興起，儒學完成了從廟堂到書齋、從精英到大眾的兩次重大轉型，其背後蘊含著深刻的文化邏輯。

經學時代的儒學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化學問，其生命力繫於科舉取士與帝制國家的雙重保障。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的吶喊與康有爲"托古改制"的嘗試，皆未能突破這一制度性桎梏。章太炎以古文經學解構今文經學的政治神話，恰恰揭示了經學作爲意識形態工具的歷史局限性。1912年經學科的廢止，不僅是一個教育制度的變革，更標誌著儒學與權力體系的制度性剝離，這種"去體制化"反而爲儒學的現代轉型創造了可能條件。

現代新儒學的興起呈現出雙重思想品格：一方面承續宋明理學的心性傳統，另一方面積極回應西方哲學的挑戰。熊十力"體用不二"的本體論建構，馮友蘭"接著講"的哲學方法論，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說，皆體現出儒學在形上學層面的創造性轉化。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知識更新，而是儒學思維方式從經學註疏向哲學論證的根本轉變，使儒學得以在現代學術體系中獲得話語權。

當代儒學正經歷著第三次轉型——從書齋哲學向生活實踐的回歸。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構想、安樂哲"角色倫理學"的建構，以及民間讀經運動、書院復興現象，共同構成了儒學大眾化的多元景觀。這種轉型不是對精英化的否定，而是形成精英與大眾的良性互動：學術研究爲大眾實踐提供思想資源，大眾實踐爲學術研究注入現實關懷。儒學正在重建其作爲"百姓日用之道"的本真形態。

儒學百年轉型的歷史啟示在於：一種思想傳統的生命力，既不在於固守某種特定形態，也不在於盲目迎合時代潮流，而在於保持"常"與"變"的辯證統一。未來儒學的發展，或許需要在全球化語境中重構其普遍性維度，在數位化時代創新其傳播方式，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彰顯其天人智慧。唯有如此，孔子開啟的思想傳統方能繼續成爲流動的活水，而非凝固的化石。

近百年來儒學形態與功能之嬗變：從經學解構到現代重構

儒學作爲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其兩千餘年的發展歷程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徵。近百年來的儒學轉型，實爲繼先秦子學、兩漢經學、宋明理學之後最具深刻意義的第四次重大轉折。這一轉型過程蘊含著三重辯證關係：傳統與現代的承續、中學與西學的對話、學術與社會的互動。

一、經學解構的歷史必然性
經學體制的瓦解絕非偶然事件，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制度性變革的必然結果。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切斷了經學與仕途的關聯，帝制終結（1911）消解了經學的政治功能，而現代學制的確立（1912）則使經學失去了知識生產的制度依託。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解構過程呈現出雙重性：康有爲將今文經學轉化爲變法理論，章太炎以古文經學建構民族革命話語，表明傳統經學在消亡之際仍迸發出最後的創造性火花。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批判，客觀上完成了思想領域的祛魅工程，使儒學得以擺脫意識形態重負，回歸其本真的學術品格。

二、現代新儒學的理論突破
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爲代表的現代新儒學，實現了三個層面的創造性轉化：在方法論上突破註疏傳統，建構系統的哲學體系；在價值論上會通康德哲學，重構道德形上學；在實踐論上提出"內聖開出新外王"的命題，探索民主與科學的本土根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以"良知自我坎陷"說解決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以"兩層存有論"融攝中西哲學，展現出驚人的理論創造力。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西學嫁接，而是通過對儒學核心概念（如仁、心、性）的現代詮釋，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三、當代儒學的多元面向
21世紀的儒學發展呈現出三種並行不悖的路徑：作爲學術研究的儒學（經學史、思想史研究），作爲文化認同的儒學（國學復興運動），作爲實踐哲學的儒學（鄉村建設、企業倫理）。這種分化恰恰體現了儒學生命力的當代呈現。杜維明"文明對話"理論將儒學推向全球倫理建構，蔣慶"政治儒學"嘗試製度創新，安樂哲"過程儒學"展開中西哲學對話，顯示儒學已突破地域性局限，成爲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資源。

當代儒學的真正困境不在於外部挑戰，而在於如何保持"常"與"變"的辯證統一。所謂"常"，即守住"仁"的終極關懷和"中庸"的方法論特質；所謂"變"，則需在人工智慧、生態危機等新議題中發展出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儒學未來的生命力，將取決於它能否在保持核心價值的同時，發展出回應現代性問題的思想方案。這種轉化不是對傳統的背離，而恰恰是對孔子"時中"智慧的最好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