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由孔子所开启的儒学之所以能够由古及今不至衰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儒学内在的因素，也有时代提供的条件，还有儒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及其合力。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百年来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大变迁相俱进，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相伴随，其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意义，而且是理解儒学在今天与未来走向的一大关键。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孔子所开启的儒学由古及今不至衰绝 资料图片

从经学时代到后经学时代

自汉代起，经学成为儒学开展的基本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尽管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经学内部即已萌生以新代旧的更化，在龚自珍、魏源那里以复兴今文经学的形式显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学中的新因素与旧传统仍然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学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表达变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态，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另一方面，经学又继续起着维系中国封建帝制的意识形态功能，张之洞等人坚持在大学堂设置经学科，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主张尊孔读经。

经学的这一困境，使得经学难以避免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冲击与解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明令废止大学经学科，这一系列变革使经学最终失去了制度的支撑。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又使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受到荡涤。经过种种冲击与解构，经学时代终于走向终结。

自20世纪20年代起，现代新儒学成为儒学在后经学时代开展的新形态。现代新儒学融会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对儒学进行了重构和复兴，使儒学脱离了传统经学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开展。现代新儒学尽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思潮而出现的，却吸取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认为儒学在20世纪的新开展，并不在于反对从西方引入『科学』与『民主』，而在于弥补『科学』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实践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撑。因此，现代新儒学在认同『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在主张『民主』的同时，更强调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正是通过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儒学成功地经历了由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转换，继续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精英之学到大众之热

现代新儒学与近代经学的区别，在于从形态上由解读儒家经典而转向自创哲学体系，在功能上由直接参与现实政治而转向专注学术研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除少数为史学家外，大多是哲学家。他们围绕文化观和历史观问题、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人生观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开创了文化儒学，发展了形上儒学，探讨了人生儒学，使现代新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作出了重要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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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家们贡献尤大。20世纪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本体论体系先后建立。这些体系固然分别继承了宋明道学中心学与理学两大路向，但又都程度不同地吸取和融会了西方哲学资源，以回答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哲学与科学、本体与现象、理性与直觉、理想性与主体性等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至20世纪下半叶，又有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和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相继创立，进一步推进了形上儒学的本体论建构。

现代新儒学的形上追求，虽然在哲学上成就很大，但又使儒学成为了一种书斋里的精英之学，因而引发了现代新儒学内部的分歧。徐复观就曾主张『消解形而上学』，对熊十力诸师友的本体论建构提出批评，希望把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但这种主张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这种状况直到最近20年才出现了根本性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思想空间的不断开放，儒学研究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渐由精英之学演变成大众之热。一批儒学学者，通过创办文化书院、主持电视讲座、运用网络传播、倡导儿童读经等多种方式，使儒学再次由书斋走向大众。儒学的这一新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人重建价值观的需要——人们希望能在儒学中获得建构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对传统儒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早在康有为、章太炎那里即已自觉开启。他们所复活的传统儒学的『大同』、『小康』、『革命』诸观念，对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这一工作不仅为现代新儒学所继续，而且为许多现代新儒学以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开展。这些现代新儒学以外的人们，未必会认同复兴儒学，但却会重视对传统儒学思想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并加以吸取与承继。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如毛泽东的中国文化批判继承论、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牟宗三的中国儒学返本开新论、傅伟勋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论。也正是这样，出现了对传统儒学资源所进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化工作。儒学在后经学时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过这种转化显示出来。可以说，这种对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成为了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功能。

在儒学成为大众之热的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建构自己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儒学存在着何种历史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处理与儒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从儒学中吸取哪些思想资源？这些都是这一理论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又关系到儒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

（李维武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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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英到大众：儒学现代转型的深层逻辑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嬗变，实为一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缩影。经学时代的终结与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不仅标志着儒学表达形式的转换，更揭示了儒学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路径——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从庙堂之高回归江湖之远。

经学作为传统儒学的主要载体，其本质是一种精英话语体系。汉代以降的经学传统，通过科举制度与官僚体系紧密结合，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闭环结构。这种结构固然保证了儒学的制度性传承，却也使儒学日益脱离民众日常生活，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专属知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今文经学革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章太炎的古文经学诠释，本质上仍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思想调适，未能突破儒学与大众之间的藩篱。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表面看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实则是对儒学精英化倾向的反拨。当蔡元培废除经学科时，他废除的不是儒学本身，而是儒学与权力体系的制度性勾连。这一历史性转折迫使儒学寻找新的存在方式——它必须证明自己不仅能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论证，更能为普通民众提供精神资源。现代新儒学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说，冯友兰的"新理学"，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都在尝试构建不依赖政治权力的儒学话语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新儒学的大众化转型呈现出双重路径：一方面通过学术化研究保持思想深度，另一方面通过通俗化传播扩大社会影响。钱穆的历史诠释、唐君毅的文化哲学、徐复观的政论文章，都在不同层面实现了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对话。这种转型使儒学得以在学院体制与公共领域同时展开，既避免了沦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又防止了简化为大众口号的风险。

当代儒学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完成创造性转化。儒学的现代生命力不仅取决于能否回应"民主""科学"等现代性议题，更在于能否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供意义支撑。从民间读经运动到乡村儒学讲堂，从企业文化建构到社区伦理培育，儒学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平民化实践。这种实践或许缺乏经学时代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却可能孕育着儒学未来发展的真正生机。

儒学由精英走向大众的历程启示我们：一种思想传统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能否保持原初形态，而在于其能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当儒学真正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学者的研究对象时，它的现代转型才算真正完成。

从精英之学到大众之学：儒学现代转型的深层逻辑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嬗变，实为一部中国思想应对现代性挑战的缩影。由经学时代的终结到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儒学完成了从庙堂到书斋、从精英到大众的两次重大转型，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

经学时代的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学问，其生命力系于科举取士与帝制国家的双重保障。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呐喊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尝试，皆未能突破这一制度性桎梏。章太炎以古文经学解构今文经学的政治神话，恰恰揭示了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历史局限性。1912年经学科的废止，不仅是一个教育制度的变革，更标志着儒学与权力体系的制度性剥离，这种"去体制化"反而为儒学的现代转型创造了可能条件。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呈现出双重思想品格：一方面承续宋明理学的心性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熊十力"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建构，冯友兰"接着讲"的哲学方法论，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皆体现出儒学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知识更新，而是儒学思维方式从经学注疏向哲学论证的根本转变，使儒学得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获得话语权。

当代儒学正经历着第三次转型——从书斋哲学向生活实践的回归。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构想、安乐哲"角色伦理学"的建构，以及民间读经运动、书院复兴现象，共同构成了儒学大众化的多元景观。这种转型不是对精英化的否定，而是形成精英与大众的良性互动：学术研究为大众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大众实践为学术研究注入现实关怀。儒学正在重建其作为"百姓日用之道"的本真形态。

儒学百年转型的历史启示在于：一种思想传统的生命力，既不在于固守某种特定形态，也不在于盲目迎合时代潮流，而在于保持"常"与"变"的辩证统一。未来儒学的发展，或许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其普遍性维度，在数字化时代创新其传播方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其天人智慧。唯有如此，孔子开启的思想传统方能继续成为流动的活水，而非凝固的化石。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之嬗变：从经学解构到现代重构

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近百年来的儒学转型，实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最具深刻意义的第四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型过程蕴含着三重辩证关系：传统与现代的承续、中学与西学的对话、学术与社会的互动。

一、经学解构的历史必然性
经学体制的瓦解绝非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制度性变革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切断了经学与仕途的关联，帝制终结（1911）消解了经学的政治功能，而现代学制的确立（1912）则使经学失去了知识生产的制度依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构过程呈现出双重性：康有为将今文经学转化为变法理论，章太炎以古文经学建构民族革命话语，表明传统经学在消亡之际仍迸发出最后的创造性火花。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客观上完成了思想领域的祛魅工程，使儒学得以摆脱意识形态重负，回归其本真的学术品格。

二、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突破
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在方法论上突破注疏传统，建构系统的哲学体系；在价值论上会通康德哲学，重构道德形上学；在实践论上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探索民主与科学的本土根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以"良知自我坎陷"说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以"两层存有论"融摄中西哲学，展现出惊人的理论创造力。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西学嫁接，而是通过对儒学核心概念（如仁、心、性）的现代诠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三、当代儒学的多元面向
21世纪的儒学发展呈现出三种并行不悖的路径：作为学术研究的儒学（经学史、思想史研究），作为文化认同的儒学（国学复兴运动），作为实践哲学的儒学（乡村建设、企业伦理）。这种分化恰恰体现了儒学生命力的当代呈现。杜维明"文明对话"理论将儒学推向全球伦理建构，蒋庆"政治儒学"尝试制度创新，安乐哲"过程儒学"展开中西哲学对话，显示儒学已突破地域性局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资源。

当代儒学的真正困境不在于外部挑战，而在于如何保持"常"与"变"的辩证统一。所谓"常"，即守住"仁"的终极关怀和"中庸"的方法论特质；所谓"变"，则需在人工智能、生态危机等新议题中发展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儒学未来的生命力，将取决于它能否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同时，发展出回应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方案。这种转化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恰恰是对孔子"时中"智慧的最好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