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如何改变

实践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但实践于当代的发展却愈来愈令人惶惑。人早已不能像农业生产时代那样站在生产过程之外了，自从工业生产以来，人就愈来愈神地站在了这个生产过程之内。克隆、基因重组（非自然形式的杂交）……当生物技术如此深入地干涉了自然最深奥的领域，人将何以为？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当改变世界的能力把现实世界演绎成今天的样态时，我们必须接着马克思讲。讲什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改变世界，更在于如何改变世界。我们要将实践本身对象化，要赋予实践一种德性。这或许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深刻的理论旨趣。

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中国自身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中来反观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深广地利用中国固有的深厚学术资源。中国人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实践从根本上讲要有宜生性，向生而行诚需『择善而固执之』（〖中庸〗）。生生，善莫大焉。所以，择善而固执之，是实践之理。实践的宜生性与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是高度一致的。由此把马克思主义接引到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必然也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就中国学术的现代性嬗变。（浙江省诸暨市滨江中学 王少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旨趣，在于将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生生之德"相融贯。今人面临的技术异化困境，实为实践理性失序之征候。《易传》云"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正可为当代实践哲学提供价值锚点。工业生产方式使人从自然的观察者变为干预者，此乃黑格尔所谓"主奴辩证法"的当代显现——当人通过技术改造自然时，亦被技术逻辑所重构。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参赞化育"思想（《中庸》"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恰可为实践伦理提供规范维度。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存在论层面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正是对基因技术时代"如何改变"的根本回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知行合一"传统相遇，催生出"宜生实践"的新范式：改变世界必须以"成物成己"（《中庸》）为旨归。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在于以"生生之德"重构实践理性。王夫之"性日生日成"说揭示的人性生成论，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形成跨时空对话。当技术实践触及生命本质时，"择善固执"的实践智慧比改变能力更为根本。这要求我们将《资本论》的批判精神与《易传》"穷理尽性"的工夫论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注入"民胞物与"的伦理向度。惟其如此，方能使实践真正成为"赞天地之化育"的文明力量。

实践之德：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维度

王少敏老师提出的命题触及了当代实践哲学的核心困境。当人类实践能力已深入生命本质层面，我们确实需要超越单纯"改变世界"的诉求，而必须严肃思考"如何改变"这一伦理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理论旨趣，恰恰在于为实践注入德性维度，使之成为"择善而固执之"的文明创造活动。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生"理念，为实践伦理提供了重要参照。《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命题，揭示宇宙本质是创生而非毁灭的力量。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倡"民胞物与"，均指向一种尊重生命整体性的实践伦理。这种"宜生性"与实践理性的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工具理性的局限，形成了独特的伦理实践观。

当代生物技术引发的惶惑，本质上是实践与价值断裂的表现。当基因编辑等技术使人类获得"扮演上帝"的能力时，中国传统"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智慧尤为珍贵。《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种"尽性"观强调技术运用必须符合事物本然之性，而非任意扭曲。王阳明"致良知"说则提示我们，任何实践都需经过道德主体的省察与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创造性结合。从《资本论》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仁政""大同"的追求，二者在实践伦理层面存在深刻共鸣。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邓小平主张"发展是硬道理"但必须"两手抓"，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都体现了这种结合的理论创新。

中国学术的现代嬗变，正体现在对实践理性的重新诠释上。从熊十力"体用不二"的实践本体论，到冯契"智慧说"对实践辩证法的拓展，中国学者始终致力于为实践奠定价值基础。这种学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对话，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哲学范式。

当代人类面临的不仅是改造世界的能力问题，更是如何运用这种能力的智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使命，就是发展出一种既保持实践革命性，又具有伦理约束力的新实践观。这种实践观将帮助我们在技术时代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使"改变世界"真正成为促进"生生之德"的文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