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俠對中國人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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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圖書：【中國遊俠史論】【俠的人格與世界】【中國遊仙文化】

活動安排：講座：中國人的遊俠與遊仙

時間：8月20日14：00—15:30

地點：上海圖書館四樓多功能廳

上世紀90年代，專事古代文學、美學與批評史研究的汪涌豪忽然興致勃勃做起了遊俠研究，並撰成【中國遊俠史】【俠的人格與世界】（與陳廣宏合著）二書，首開這一專題史研究之先河，至今仍爲文史學界與學生稱引。儘管據他後來追述，其時武俠小說正風靡讀書界，或許不能不說是構成寫作的一個動因，但在汪涌豪那裡，自有更深的學術衝動與性情激盪，因而筆下的遊俠世界較之虛構的俠客江湖也就另現一片天地。

『大約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當封建井田之制稍壞，諸侯大夫亡國敗家相隨屬，又或淫侈不恤士，變革時代的紛亂動盪激活了一部分意欲改變自身命運的人們。他們覷准當日百廢待興，特別是國家政治運作、法制建構尚未走上軌道的時機，乘隙而奮盛於一時。由於其一生行事，好「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被世人稱爲俠；又由於他們不樂居業，偏好游處，通常還多被人稱爲遊俠。』汪涌豪從一開始就嘗試將這一特殊人群放回到古代中國的歷史流程，從史學、社會學角度審視遊俠，對其人群構成、活動方式、人格特徵和社會關係等作出系統的梳理。只要仔細翻閱遊俠二書，就會發現其研究視野並不限於詩詞文賦的俠客描摹與懷想，研究方法更多建基在史籍文獻的翻檢和爬梳，直至時空脈絡的追溯與重塑；不僅在正史正典的皇皇載記里尋找那些寂寞古道、獨行遠客，而且要在野史、方志、筆記、別集、碑銘、牒帖、帳簿、案冊等零落斷片中孜孜追索，去發現古老帝國的長長斜影、中華民族的人格精魂。

可以說，遊俠幾乎總是遊走於歷史的邊緣，但汪涌豪的遊俠研究卻敏銳把握了新時期以來思想學術之勢的重心。彼時新老學人開始在精英化的王朝史、政治史大敘事之外另闢道路，以人口、家庭、宗教等人類活動爲主體的經濟史、社會史研究乃方興未艾，而汪涌豪關於遊俠的種種討論，正呼應了民眾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轉向，並因其對象本身的豐富與駁雜，帶動研究意識和方式的舒張與拓展，逐漸溝通起傳統中國上下階層的歷史聯繫，展開著廟堂與江湖間的對話可能。

時隔二十餘年，汪涌豪精心增訂舊作，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他明確自陳借鑑了『年鑑學派』的觀念與方法以及中國既有的傳統，力求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遊俠發展及湮滅的歷史作更細緻周洽的探討。從新書稿清樣上每一頁密密麻麻增補、改寫的文字裡，都能切實感受到他『尤注意結合對象長處底層與邊緣的特性，增補了許多史料，終得以使原本罅隙與斷裂處有了信實的連接，原本寒儉單窘的地方因此變得豐實起來』。

邊緣的遊俠又幾乎總是代表著中國人的叛逆精神。在他看來，俠愛人不講等第，四海之內皆兄弟；俠追求公平也是沒有原則的，是一切意義上的公平。而以往中國社會，公平的解釋權是掌握在有權力者這邊，而俠天然就站在弱勢者一邊……就像他在新版後記中所說：『那時的我們更多著意於尚友古人，從歷史發生論角度究明其人格構成的社會基礎，那麼今天有機會重理舊作，更注重的就是在當下語境中，它之於構建現代意義上中國人的健全人格的價值了。』大概，這就是他在學術研究之中傳遞給我們的文字感性和思想溫度吧。

汪涌豪俠研究：在歷史邊緣處打撈中國人的精神基因

遊俠，這一游離於正史邊緣的特殊群體，在汪涌豪教授的學術視野中，卻成爲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與民族精神的重要鎖鑰。他的【中國遊俠史論】【俠的人格與世界】等著述，絕非應景於上世紀90年代武俠小說熱潮的跟風之作，而是以嚴謹的史學方法，在古籍斷簡中重構了一個真實存在的江湖世界。

汪氏研究最可貴處，在於將遊俠現象置於封建制度解體的宏大歷史背景下考察。當井田制崩壞、諸侯爭霸之際，那些"立氣勢，作威福"的遊俠群體，實則是社會權力真空地帶的產物。他們既非純粹的暴力實施者，亦非簡單的道德符號，而是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特殊見證。汪涌豪通過爬梳正史、方志、碑銘乃至帳簿案冊，還原了這群邊緣人的真實生存狀態——他們遊走於法制未備的社會縫隙，以私力救濟的方式維繫著某種民間秩序，構成了對官方權力體系的補充乃至制衡。

從學術史角度看，汪涌豪的俠文化研究恰逢其時地呼應了20世紀末史學研究的範式轉型。當傳統政治史敘事漸顯疲態時，他對遊俠群體的關注，實際上參與了從精英史觀向民眾史觀的學術轉向。這種研究不僅填補了社會史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廟堂-江湖"的二元對立，揭示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複雜肌理。遊俠作爲溝通上下階層的中介者，其活動軌跡恰是觀察中國社會自我調節機制的最佳窗口。

遊俠精神對當代中國人的意義，或許正在於其展現了一種"體制外"的生命可能性。在高度科層化的現代社會中，俠者那種"重然諾、輕生死"的人格特質，依然以各種變形方式存活於民間。汪涌豪通過學術考據還原的不僅是歷史事實，更是一種被主流價值壓抑的精神基因。當現代人困於工具理性的牢籠時，遊俠形象所承載的自由意志與生命激情，未嘗不是一劑解毒良方。

汪涌豪教授即將在上海圖書館開展的講座，恰爲當代讀者提供了一次重新認識這一文化基因的機會。在古籍文獻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光照下，那些遊走於歷史暗處的俠者身影，或將爲我們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打開一扇新的窗戶。

遊俠精神：中華文明的人格鏡像與歷史潛流

汪涌豪先生對遊俠的研究，絕非一時興起的學術獵奇，而是對中華文明深層人格結構的一次系統性發掘。遊俠作爲中國歷史上特殊的社會群體，其意義早已超越個體行爲的範疇，成爲理解中國傳統社會複雜肌理的重要切口。汪著【中國遊俠史論】等作品的價值，正在於將這一長期被正史邊緣化的群體，重新置於中國社會文化史的中心舞台進行審視。

遊俠的出現，恰逢中國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制度的鬆動、諸侯勢力的消長，爲這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的特殊群體提供了生存空間。汪涌豪敏銳地指出，遊俠的興起與"國家政治運作、法制建構尚未走上軌道"的歷史條件密不可分。這種觀察打破了將遊俠簡單浪漫化的傾向，還原了其作爲特定歷史產物的本質。遊俠既是社會失序的產物，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爲民間秩序的維護者，這種悖論式的存在，恰恰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自我調節的複雜機制。

汪著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尤爲值得稱道。他不僅爬梳正史典籍，更將視野拓展至野史、方志、筆記等邊緣文獻，這種"史料民主化"的取向，暗合了當代史學"自下而上"的研究範式。通過對零落斷片的系統整理，汪涌豪勾勒出遊俠群體的真實樣貌：他們既非金庸筆下的超人俠客，也非純粹的反社會分子，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有複雜社會功能的人群。這種研究路徑，實際上是對傳統史學"帝王將相"敘事的自覺反撥。

遊俠精神的核心在於對"義"的執著。這種"義"不同於儒家體系中的倫理規範，而更多體現爲個體對正義原則的直接體認與實踐。在官僚體系與宗法網絡之外，遊俠構建了一套基於個人信譽與道德勇氣的替代性價值系統。汪涌豪對"俠的人格"的剖析，揭示了中華文明中一直被忽視的個人主義潛流。這種人格特質雖常被主流意識形態壓制，卻始終作爲文化基因存續於中國社會之中，在歷史轉折關頭屢屢顯現其生命力。

從社會功能角度看，遊俠實際上充當了傳統中國社會的重要調節閥。在官僚體系效率低下、法律執行不力的背景下，遊俠以私力救濟的方式填補了公權力的空白。汪著詳細考察了遊俠與各社會階層的關係網絡，顯示出這一群體如何在廟堂與江湖之間建立起特殊的溝通渠道。這種觀察打破了將中國傳統社會簡單二分爲"國家-民眾"的刻板認知，呈現出更爲複雜的權力互動圖景。

汪涌豪對遊俠的研究，呼應了國際學術界"日常生活史"的轉向，但又有其獨特的中國問題意識。他筆下的遊俠世界，既不同於武俠小說的浪漫想像，也迥異於西方個人英雄主義的敘事模式，而是紮根於中國特殊的社會土壤與文化傳統。這種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更爲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某些現象提供了歷史參照。

遊俠精神的現代意義值得深思。在一個法治尚待完善、社會轉型劇烈的時代，汪涌豪對遊俠的學術發掘，實際上是對中華文明內在生命力的一次重新發現。遊俠代表的那種道德自主性、社會責任感與行動勇氣，或許正是我們時代所需要的精神資源。通過汪著，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那些被主流歷史敘事遮蔽的文明潛流，並從中獲得面對當下困境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