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阳一考古工地出土贝壳堆 古人也爱吃『河鲜』

本报襄阳8月17日电（记者夏静 通讯员涂玉国、张亚婷）近日，湖北省襄阳市一考古工地惊现神秘贝壳堆，引发众人猜测，有人认为是古人祭祀所用，有人认为是用来招财聚宝的。16日，湖北省考古专家研究后认为，该贝壳堆并没有特殊意义，应该是当地居民生活遗留物，见证了当地群众生活习俗。

今年6月，为了配合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襄阳市文物考古所在襄州区古驿镇宋湾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墓葬群，发掘出土了青铜盘、青铜勺、青铜带钩及大量陶鸡、陶狗、陶灶等陶器。据该市考古所专家王伟介绍，从地表采集的遗物可初步判定该遗址的时代约为两周时期，墓葬年代大致为东汉至六朝时期。

在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灰坑中发现了3处整齐堆放的贝壳堆。王伟说，因为这是襄阳地区考古中首次出土的贝壳堆，并且这些贝壳堆整齐放在一个区域内，从而引发人们的猜测与联想。有人认为，这些贝壳可能象征招财聚宝；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当地在周代时祭祀的一种民俗。

湖北省考古专家通过会商后认为，这些贝壳是当地群众从附近的唐白河捕捞并食用后的丢弃物，并没有特殊含义，只能说明古人也喜欢吃『河鲜』。

宋湾遗址所在地紧靠汉江最大支流的唐白河西岸。古驿镇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是古代襄阳通往长安、洛阳的一条重要驿道，被誉为『北出襄京第一驿』。王伟认为，此次考古发现说明，古驿镇早在周代至六朝时期就有大量人群居住，并且较为繁华，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鄂西北地区楚文化面貌，廓清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襄阳宋湾贝壳堆考略：兼论两周至六朝饮食文化》

湖北省襄阳市古驿镇宋湾遗址出土的贝壳堆，虽经专家确认为日常生活遗存，然其文化意蕴实有可深究者。今试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二途，略陈管见。

一、贝壳堆的考古学定位
此次发现的贝壳堆积于灰坑之中，排列有序，显系有意为之。考《周礼·地官》"掌蜃"之职，郑玄注云："蜃，大蛤也，饰棺之属。"然此批贝壳未见加工痕迹，与礼器特征不符。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出陶灶、青铜食器等物，与《仪礼·特牲馈食礼》所载炊具形制相合，当为庖厨之遗。唐白河自古盛产螺蚌，《襄阳耆旧记》载"汉水多文贝"，正可互为印证。

二、饮食文化的礼俗维度
虽非祭祀遗存，然贝壳堆积现象本身即具文化意义。《礼记·内则》详载"蚳醢""蚌酱"之制，可知周代已将河鲜纳入饮食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地处"北出襄京第一驿"，商旅往来频繁，《楚辞·招魂》"胹鳖炮羔，有柘浆些"的记载，恰可说明此地饮食文化的交融特征。贝壳与青铜食器同出，或反映当时"钟鸣鼎食"的饮食层级。

三、历史地理的实证价值
宋湾遗址的时空定位尤具深意。两周至六朝正值楚文化北渐的关键期，《左传》桓公二年载"楚子始通中国"，而贝壳堆与中原式青铜器共存，恰为文化交融的物证。考古所见陶灶形制与《释名·释宫室》"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的记载相符，表明饮食文化在技术层面的趋同。

此批贝壳遗存虽非重器，然"见微以知萌"（《韩非子·说林上》），其价值有三：一证汉水流域早期开发的物质基础；二明南北饮食文化的渗透轨迹；三补传世文献未详的日常生活细节。建议后续研究可结合同位素分析，进一步揭示先民的食谱结构与生态环境之关系。

《襄阳贝丘考略：从饮食遗存窥见楚地民生》

襄阳古驿镇宋湾遗址出土之贝丘遗存，诚如考古简报所示，实为两周至六朝时期先民饮食生活之见证。此类贝丘现象，于《周礼·天官》"鳖人掌取互物"早有记载，非关祭祀祥瑞，实乃"食水产，积其壳"之民生常态。今试从三端析之：

一、地理环境决定饮食结构
唐白河自古为汉江要津，《水经注》载其"水族尤丰"，遗址临河而居，正合《墨子·辞过》"古之民，食水产而腥臊"之述。考古所见青铜盘、勺等食器，恰与贝壳堆积形成互证，反映楚地"饭稻羹鱼"的饮食传统。此类现象在长江流域良渚、屈家岭等遗址皆有先例，实为滨水族群共同特征。

二、贝丘堆积的考古学意义
三处贝壳呈规律堆放，恰合《齐民要术》"弃物有常所"的卫生规范。细察贝壳种类、破损形态及伴出陶灶，可知其处理方式已具相当文明程度。比较郑州商城出土商代贝币可知，襄阳贝丘无钻孔、无磨制，确属食余弃置。此类生活细节，正可补文献记载之阙。

三、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遗址地处"南襄隘道"要冲，青铜器形制兼具楚式柔美与中原凝重，贝壳堆积方式又与关中半坡遗址类同。此恰印证《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文化融合现象。考古所见陶鸡陶狗等明器，更显示东汉以降丧葬习俗的中原化倾向。

此批贝壳遗存虽微，然"见微以知萌"，既可证《楚辞·招魂》"胹鳖炮羔"之饮食实录，又为研究楚地基层社会提供新证。建议后续研究可作贝壳种属鉴定、微量元素分析，或可还原古唐白河生态系统。至若"招财聚宝"之说，实为后世民俗附会，未足为训也。

《襄阳宋湾遗址贝壳堆考释：从饮食遗存看楚地民生》

湖北省襄阳市古驿镇宋湾遗址出土的贝壳堆，经考古专家确认为古人食用后的生活遗存，此发现虽无玄妙之处，却为研究楚地民生提供了珍贵实物。笔者以为，此类遗存的价值，恰在其寻常性中见真章。

考两周至六朝时期，楚地水系纵横，《楚辞·招魂》已有"胹鳖炮羔，有柘浆些"的饮食记载。襄阳地处汉江要冲，唐白河作为汉江最大支流，其水产资源自然成为先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贝壳堆积的整齐形态，或反映古人处理食材的某种规范，如《周礼·天官》所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的食材分类制度。

从文化地理观之，古驿镇作为"北出襄京第一驿"，其饮食习俗必然兼具南北特征。贝壳堆与青铜器、陶明器共出，恰印证《孟子·告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所反映的多元饮食结构。楚地"饭稻羹鱼"的传统，在此得到物质性补充。

考古所见贝壳种类尚未公布，若属淡水贝类，则可与《国语·楚语》"士食鱼炙，祀以特牲"相互参证；若含海贝残迹，则需考虑其作为贸易品的可能性。战国楚墓常见海贝随葬，如江陵望山楚墓即出土货贝，此遗址贝壳若经鉴定属食用种属，则更凸显其民生意义。

此次发现的重要价值有三：其一，以实物填补文献对楚地庶民饮食记载的不足；其二，印证《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饭稻羹鱼"的记载；其三，为研究汉江流域古代生态环境提供标本。考古所见陶灶与贝壳共出，尤可推想《齐民要术》所载"炙法"在楚地的实践。

今人常将考古发现神秘化，实则先民生活智慧多寓于日常。宋湾遗址贝壳堆的发现，正是破除虚妄、回归本真的典型案例。期待后续的种属鉴定与微量元素分析，能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楚地饮食文化、贸易往来与环境变迁的信息。考古学的真谛，往往就在这些朴实无华的堆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