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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國史、通志、方志（州縣）、家譜構成了中國的史學大廈。以文學史研究而言，亦大體按此層次形成有序的文學史結構。近些年來，之所以強調地方文學史的編纂，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一元中心論的主流文學史觀受到衝擊，多元的文學史敘述興起；二是地方文學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主體性，卻未能被中國文學史呈現，至少是呈現得不夠全面、細緻。在湖北省作家協會的主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湖北文學通史】應運而生，被當地專家認為『在全國已出版的60多種地域文學史中，【湖北文學通史】堪稱一部典範的地域文學通史』，又認為『從選題上，填補湖北文學史編纂的一大空白。從編纂規模、學術水準等方面，它是省級文學通史的中「全國第一」』。
但是，這種自誇式的評價能夠成立嗎？我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是該書研究對象定位不夠精準。這部地方文學史補充了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外籍文人宦遊或流寓湖北留下的文學活動和作品，如蘇軾、李贄、章學誠等，固然是可取並必需的。但這遠遠不夠。湖北文學史不能是中國文學史的局部放大，而是在中國文學史背景下，將地方文學史視作一個具有獨立研究價值的整體，像研究中國文學史一樣來研究地方文學史的脈絡、源流、派別、影響，描述某一時期生活在當地的文人學者之間的文學活動。在立足作品的前提下，也應着重介紹他們之間諸如結社、集會、唱酬、聯姻等活動，以及彼此之間的血緣、師承關係，或前代作家對晚輩甚至隔代作家的影響等，如此方可稱『史』。
由於元代以前的著述流傳至今不多，大都能為治國史者寓目，它們的作者也就能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身影。撰寫一省文學史，將這些作家單拎出來，放大、細化研究是可以的。但到了明、清、民國時期，地方文學蔚然大觀，且留下了數量可觀、尚未形成定論的作品，這一時期的地方文學史研究，應轉換策略與視角，按照研究對象自身的實際情況來進行。中國文學史偶有提及，或毫無提及但又不失為一省大家的作家當為重點關照對象。本書出現的疏漏則讓人不忍卒讀，如明代部分論述竟陵派，雖提及了麻城劉侗所著【帝京景物略】為竟陵派的典範之作，卻吝於文字，不再多說。再如乾嘉時，湖北文壇大家如雲，卻說成『相對沉寂』，當時雄於文壇的熊兩溟、程大中、彭楝堂、王鑾等毫無提及。至於曇華、王永彬、鄧文濱、喻血輪、胡紹軒等作家幾乎完全沒有現身，提及民國時期的湖北革命思想、文化思潮，絲毫不研究王華軒、喻的痴主持的華中第一大報【漢口中西報】，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更無法讓讀者了解武漢本地的文學活動。
其次，從本書的書寫模式看，基本採用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以前老套的文學史書寫模式，其有兩大特徵：一為集體創作，主編統稿；二是大家佔據一章，名家佔據一節。這種文學史書寫模式的弊病是一葉障目，只就自己所見泛泛而論，而遮蔽了其他大量作家。本來書寫地方文學史，就要辨其源流，撥雲見月，讓讀者看到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學風貌，而不是將中國文學史裏提到的本籍作家進行放大，以『自壯』本省的文學成就。比如該書的第三卷為近現代卷，專門研究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湖北文學，張裕釗、樊增祥、聞一多、廢名、余上沅、曹禺、七月派、胡風等都各佔一章，佔據整本書大半篇幅。如此一來，這一百多年的湖北文學史幾乎成了這十幾位作家的活動舞台，一部地方文學史著作也成了有關他們的研究論文集。擇取這種書寫模式，暴露的是主創者準備不充分，對地方文學挖掘不夠，不得已而為之。也正是由於採用了多人合作的書寫模式，全書有不少重複的論述，比如謝元淮既成了清代中期作家，又成了近代前期作家，類似情形時有發生。
三是由於未能真正深入湖北地方文學，所見有限，並多根據二手資料，或對具體研究對象隔膜，導致在細節處屢見文字、史實差錯。如『漢上三傑』之一喻文鏊的主要作品【紅蕉山館詩鈔】誤為【紅蕉山館詩文集】，在近代卷提及時又誤作『喻文鰲』；稱黃梅喻氏是清初才從麻城遷到黃梅，而不知實為明代中葉，恐怕均是因根據二手資料，未及細審所致。又如清代中期論述喻文鏊，兼及其孫喻同模，稱其『工詩文，名重荊楚』，並稱其著有【素業堂雜著】，卻又在前文稱【素業堂雜著】為其先人喻化鵠之作。如果喻同模真是這等大詩人，為何後文的近代卷又毫不提及？再如概說中稱陳沆『實已開近代文學的先河』，而正文裏陳沆卻被納入清代中期，在近代卷裏不見蹤影，這如何體現陳沆與摯友魏源一起開近代文學之先聲？陳沆到底是古代作家，還是近代作家，這不是可以模稜兩可的。書中還以濃重篇幅論述了陳沆的名作【詩比興箋】，殊不知此書早已被學界證明為魏源之作，且已收入【魏源全集】。這些差錯，看似簡單，實則體現了作者之間認識的不統一，且未就湖北文學的源流、概貌達成共識，便倉促、草率著史。近代卷裏列舉『竟陵三詩人』名單，胡鼎臣竟然重複出現，『楚四家』名單亦前後矛盾，這種寫作態度真讓人擔憂。
四是史見、史識能力不足。在一部地方文學史中，一個作家應有何等文學地位，作品有多大文學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又處於什麼樣的位置，當時的文學思潮又對本地的作家產生哪些影響，最能體現治史者的史見、史識。而且，對於前人的史見、史識，亦應適當吸收，比如丁宿章、甘鵬雲、王葆心、盧氏兄弟的湖北文學史研究成果，他們對於明清湖北文壇風雲人物多已瞭然於心，他們對湖北文學史的描述、勾勒應該成為今人研究的起點。可惜本書多是憑空點將，以致產生許多誤判。如在論述清代中期的湖北文學時，『荊門四胡』與『黃梅五子』竟然有幸成為一節，而實際上『黃梅五子』僅為【黃梅縣誌】所提及的縣域文人群，除喻化鵠外，影響不出黃梅，根本不足以代表當時湖北文壇的最高成就，充其量只能作為次要作家予以提及，當時類似黃梅五子、荊門四胡這樣的縣市文人群比比皆是。而且，書中所列的『黃梅五子』中的熊恢，竟然誤為熊飛。再如天門劉淳，為當時文壇巨擘，研究清代文學的學者尚有寓目和關注，他的成就與影響絕不在喻文鏊、王柏心之下，這從甘鵬雲等人的論述中亦可見出，而在本書中已降為一普通作家，寥寥百字對付。又竟然重複出現在近代卷裏論述，辨不清劉淳詩歌的屬性。此亦可見作者僅根據肉眼易見之史料，枉顧基本史實，文壇亂點將。
早在二三十年前，王齊洲【湖北文學史】、羅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學術文化】、余彥文【鄂東著作人物薈萃】等，已有不可抹煞的草創或準備之功，惜乎此書並未能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甚至治學之勤、眼界之廣、學力之深尚不如【湖北近三百年學術文化】等，遑論已進步成第一部湖北文學史，且為全國第一的典範之作？這只能算是一部有待完善的湖北文學史，尤其是近五百年湖北文學史還有極大的完善空間，甚至有必要全部改寫。
（【湖北文學通史】，湖北省作家協會組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10月版，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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