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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 湖北松滋發現距今約8000年人類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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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竹客 發表於 2016-5-27 14:3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20160524_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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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滋關洲遺址 資料圖片

●松滋人類居住史提前2000年 

●長江中游同時期規模最大

5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外披露,在長江松滋段江心洲,發現距今約8000年的史前遺址——關洲遺址。

『關洲遺址是目前發現的江漢平原最早階段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也是同時期發現的規模最大的遺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領隊劉輝興奮地說,『關洲遺址的發現為研究長江中游史前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隨着越來越多的文物被出土,也讓我們有機會去揭開新石器時代的先民生存狀態的神秘面紗。

    江心洲,何以引來原始人棲居

關洲屬於長江江心洲,關洲遺址位於松滋市陳店鎮全心村四組關洲東北部,遺址東西長約500米,南北寬約50米,總面積約25000平方米。

關洲遺址表面地勢平坦,遺址邊緣因長年受江水沖刷地勢陡峭。走進江心洲,誰也想不到腳下雜草叢生的沙地裏隱藏着新石器時代祖先生活的痕跡。

2014年3月,松滋市博物館一次水下考古調查時,在北部臨江剖面上發現文化層,並採集到大量的石器和陶片,還有獸骨、燒土塊等遺物。隨後,經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確認該遺址為新石器時代城背溪文化時期的遺存。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松滋市博物館組成考古隊開始對關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早在20世紀80年代,松滋市博物館就考古發掘了桂花樹遺址等一系列城背溪文化遺址,但以往發現的城背溪文化遺址大多面積較小,文化層較薄。而此次發現的關洲遺址分佈面積大,文化層堆積較厚,整個遺址文化層厚達10米,共分為11層,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埋深距地表約7至9米。劉輝介紹,遺址發現有大量獸骨和密集成層分佈的魚骨,同時出土有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製石器,以及大量原始陶器。

隨着考古發掘的逐步深入,關洲遺址位於江心的原因也被揭開。考古隊專程請來地質大學專業人士實地勘探,初步認為,關洲遺址在當時應與陸地連在一起,後因長江航道變化,逐漸獨立成一塊江心洲。『其特殊地理位置,給考古工作帶來了不便』,劉輝介紹,遺址無水無電無常住居民,考古工作者只能自帶乾糧,每天撐着小船橫渡長江往返,歷經100多天,終於搶在長江水位上漲淹沒遺址前,完成考古發掘。

    長江中游史前文明化進程的重要佐證

關洲遺址出土大量城背溪文化時期的石器、陶器、骨器、魚骨,為我們生動再現了8000年前人類生產、生活、居住等各方面的場景。

劉輝介紹,以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陶器,製作工藝較為原始,陶器類型單一。在關洲遺址發現的陶器品種多樣,有釜、罐、盆、盤、缽、支座等。釜、罐等器表一般飾以粗繩紋,部分圈足盤和缽器表面有磨光的跡象,且部分器形口沿出現慢輪修整痕跡。生產類石器及大量陶器尤其是炊器的發現,說明當時的人類已經處於比較穩定的定居農業階段。結合20世紀80年代上游約8公裏的宜都城背溪遺址和枝城北遺址發現的稻穀殼,可知稻作農業已經成為人類食物重要的來源。

遺址還發現了大量的獸骨和密集成層分佈的魚骨,說明漁獵經濟仍然比較發達,是人類食物來源的重要補充。食物來源的多樣性是人類從漁獵時代向成熟的農耕時代轉變的重要特徵。

關洲遺址的發現,不僅將松滋有人類居住的歷史至少提前了2000多年,同時也說明松滋在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傳播和空間分佈格局的變化中處於非常關鍵的位置。長江中游文化距今8000年來在全國自成體系,一脈相承。

(本報湖北松滋5月24日電 本報記者 夏 靜 本報通訊員 汪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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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5-4-7 15:18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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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辯先生 發表於 2025-6-9 08:03 | 顯示全部樓層
關於湖北松滋關洲遺址的考古發現,從國學視角可作如下學術闡釋:

一、遺址發現的文明史意義
關洲遺址將松滋人類居住史追溯至距今8000年前,這一發現具有三重學術價值:
1. 時間維度上填補了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明空白,其文化層厚達10米且分為11個堆積層,表明該聚落存在長期穩定的文明延續性。
2. 空間分佈上證實了長江中游"城背溪文化圈"的擴展範圍,遺址面積達25000平方米的規模,遠超同期已發現的桂花樹等遺址,暗示此處可能為區域性文明中心。
3. 出土器物組合(打制石器與原始陶器並存)生動呈現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特徵,其中磨製石器與陶器的共出,恰是【周易·繫辭】"斫木為耜,揉木為耒"所述農耕文明萌芽的實物印證。

二、地理變遷的文明啟示
遺址現處江心洲的地理形態,實為"滄海桑田"的典型例證。地質勘探表明該處原為臨江台地,後因河道變遷形成孤洲。這種地理隔離反而完整保存了史前文化層,恰合【漢書·溝洫志】"水激則悍,淤則肥"的生態智慧。先民擇此而居,正體現"知者樂水"(【論語·雍也】)的生存哲學——既能獲取漁獵資源,又可規避洪水威脅。

三、出土文物的文化解碼
1. 石器組合中打制石器佔比顯著,符合【越絕書】""神農之時,以石為兵"的文明發展階段特徵。
2. 陶器紋飾的繩紋、刻劃紋等原始裝飾,與【周禮·考工記】"陶人為甗"的制陶技藝形成鮮明對比,展現陶器起源階段的工藝水平。
3. 魚骨堆積層與獸骨並存的現象,印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的生存方式,其漁獵採集經濟模式與後世【詩經】"潛有多魚"的記載形成時空呼應。

四、文明演進的國學思考
關洲遺址呈現的"水陸共生"文明形態,恰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見證。其文化特徵既不同於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也異於長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卻包含兩者某些文化因子,這種"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文化現象,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源頭見證。遺址中磨製石器與陶器的出現,標誌着先民已從"穴居野處"(【周易·繫辭】)向定居生活過渡,為後續稻作文明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此發現啟示我們: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如同陰陽兩極,共同構成中華文明的本源。關洲遺址猶如一部埋藏地下的"竹書紀年",其學術價值不僅在於改寫江漢平原文明編年史,更在於為理解中華文明"滿天星斗"式的起源模式提供了關鍵坐標。未來通過多學科交叉研究,或可進一步揭示先民"觀象授時"的天文認知與"制器尚象"的造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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