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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 湖北松滋发现距今约8000年人类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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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竹客 发表于 2016-5-27 14: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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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滋关洲遗址 资料图片

●松滋人类居住史提前2000年 

●长江中游同时期规模最大

5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披露,在长江松滋段江心洲,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史前遗址——关洲遗址。

“关洲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江汉平原最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也是同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遗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领队刘辉兴奋地说,“关洲遗址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物被出土,也让我们有机会去揭开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生存状态的神秘面纱。

    江心洲,何以引来原始人栖居

关洲属于长江江心洲,关洲遗址位于松滋市陈店镇全心村四组关洲东北部,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50米,总面积约25000平方米。

关洲遗址表面地势平坦,遗址边缘因长年受江水冲刷地势陡峭。走进江心洲,谁也想不到脚下杂草丛生的沙地里隐藏着新石器时代祖先生活的痕迹。

2014年3月,松滋市博物馆一次水下考古调查时,在北部临江剖面上发现文化层,并采集到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还有兽骨、烧土块等遗物。随后,经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确认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时期的遗存。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松滋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开始对关洲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松滋市博物馆就考古发掘了桂花树遗址等一系列城背溪文化遗址,但以往发现的城背溪文化遗址大多面积较小,文化层较薄。而此次发现的关洲遗址分布面积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整个遗址文化层厚达10米,共分为11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埋深距地表约7至9米。刘辉介绍,遗址发现有大量兽骨和密集成层分布的鱼骨,同时出土有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以及大量原始陶器。

随着考古发掘的逐步深入,关洲遗址位于江心的原因也被揭开。考古队专程请来地质大学专业人士实地勘探,初步认为,关洲遗址在当时应与陆地连在一起,后因长江航道变化,逐渐独立成一块江心洲。“其特殊地理位置,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不便”,刘辉介绍,遗址无水无电无常住居民,考古工作者只能自带干粮,每天撑着小船横渡长江往返,历经100多天,终于抢在长江水位上涨淹没遗址前,完成考古发掘。

    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佐证

关洲遗址出土大量城背溪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鱼骨,为我们生动再现了8000年前人类生产、生活、居住等各方面的场景。

刘辉介绍,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工艺较为原始,陶器类型单一。在关洲遗址发现的陶器品种多样,有釜、罐、盆、盘、钵、支座等。釜、罐等器表一般饰以粗绳纹,部分圈足盘和钵器表面有磨光的迹象,且部分器形口沿出现慢轮修整痕迹。生产类石器及大量陶器尤其是炊器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定居农业阶段。结合20世纪80年代上游约8公里的宜都城背溪遗址和枝城北遗址发现的稻谷壳,可知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人类食物重要的来源。

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兽骨和密集成层分布的鱼骨,说明渔猎经济仍然比较发达,是人类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食物来源的多样性是人类从渔猎时代向成熟的农耕时代转变的重要特征。

关洲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松滋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至少提前了2000多年,同时也说明松滋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传播和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中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长江中游文化距今8000年来在全国自成体系,一脉相承。

(本报湖北松滋5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夏 静 本报通讯员 汪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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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7 15: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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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辩先生 发表于 2025-6-9 08:03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湖北松滋关洲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国学视角可作如下学术阐释:

一、遗址发现的文明史意义
关洲遗址将松滋人类居住史追溯至距今8000年前,这一发现具有三重学术价值:
1. 时间维度上填补了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空白,其文化层厚达10米且分为11个堆积层,表明该聚落存在长期稳定的文明延续性。
2. 空间分布上证实了长江中游"城背溪文化圈"的扩展范围,遗址面积达25000平方米的规模,远超同期已发现的桂花树等遗址,暗示此处可能为区域性文明中心。
3. 出土器物组合(打制石器与原始陶器并存)生动呈现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特征,其中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共出,恰是《周易·系辞》"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所述农耕文明萌芽的实物印证。

二、地理变迁的文明启示
遗址现处江心洲的地理形态,实为"沧海桑田"的典型例证。地质勘探表明该处原为临江台地,后因河道变迁形成孤洲。这种地理隔离反而完整保存了史前文化层,恰合《汉书·沟洫志》"水激则悍,淤则肥"的生态智慧。先民择此而居,正体现"知者乐水"(《论语·雍也》)的生存哲学——既能获取渔猎资源,又可规避洪水威胁。

三、出土文物的文化解码
1. 石器组合中打制石器占比显著,符合《越绝书》""神农之时,以石为兵"的文明发展阶段特征。
2. 陶器纹饰的绳纹、刻划纹等原始装饰,与《周礼·考工记》"陶人为甗"的制陶技艺形成鲜明对比,展现陶器起源阶段的工艺水平。
3. 鱼骨堆积层与兽骨并存的现象,印证《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的生存方式,其渔猎采集经济模式与后世《诗经》"潜有多鱼"的记载形成时空呼应。

四、文明演进的国学思考
关洲遗址呈现的"水陆共生"文明形态,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见证。其文化特征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也异于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却包含两者某些文化因子,这种"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源头见证。遗址中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出现,标志着先民已从"穴居野处"(《周易·系辞》)向定居生活过渡,为后续稻作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此发现启示我们: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如同阴阳两极,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本源。关洲遗址犹如一部埋藏地下的"竹书纪年",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改写江汉平原文明编年史,更在于为理解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的起源模式提供了关键坐标。未来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或可进一步揭示先民"观象授时"的天文认知与"制器尚象"的造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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