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功能的多样化

汉赋作为两汉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承担的功能极为多样，大体上可分为政治、祭祀、娱乐、抒怀和人际交流等方面。

汉赋的政治功能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宣化、讽谏、颂美、招贤等。汉代是一个经学兴盛的时代，人们多从经学的角度来认识汉赋，认为《诗经》是汉赋的源头，汉赋是诗的流变。在汉代人看来，《诗经》主要在于歌颂帝王的功德，进行政治的讽刺，故汉赋的主要功能也应该是为政治服务。加上汉代的帝王如汉武帝等都好大喜功，需要一种文字来“润色鸿业”，强化自己的统治，如东汉明帝明确要求文章要“颂述功德”；而汉代的赋家也希望得到帝王青睐，于是“抒下情而通讽谕”，“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用于宣化、讽谏、颂美的赋，便弥漫于整个汉代赋坛。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极为完美地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呈现在汉代的读者面前。

以赋取士，也是汉赋功能的一个方面。汉代有不少帝王喜爱赋，于是他们便将那些善于作赋的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汉武帝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他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深为仰慕，叹自己不能与此人同时。后听在朝廷任职的狗监杨得意说司马相如是他同乡，便立即召司马相如为郎中。文人都希望得到皇帝的宠爱。于是很多文人便绞尽脑汁去作赋，以求在朝廷中捞个一官半职。《汉书》记载，很多赋家如东方朔、枚皋、严助、司马相如等，都因赋深受汉武帝宠信。可见，汉代通向仕宦的道路除经学外，还有辞赋一途。于是汉赋于作者而言，也就有了进仕的功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也有不少以赋来作为招纳贤才的告示。淮南王刘安作《屏风赋》，表面上讲述遭砍伐的幽谷之材有幸被雕琢成屏风，因而得以“列在左右，近君头足”；实则意在告知蒿莱之士，只有为己所用才可能实现人生价值，恰如篇末所云“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刘安的座上宾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描述荒野如何不宜贤者久处，呼吁他们应早日归来。至于贤者当归于何处呢？“招隐士”这一标题已经有再明显不过的说明，此赋实为淮南王招贤纳才而摇旗呐喊。这种借赋招贤的做法，在其他侯国中也不罕见。中山王刘胜的《文木赋》言丽木“巧匠不识，王子见知”，幸蒙君王不弃而终成器用，故得出“猗欤君子，其乐只且”的结论，其目的同样在于呼唤贤才。

随着汉武帝的强势崛起，盛行于侯国的以赋娱乐之风也开始弥漫于长安。汉武帝甚至将赋家以“俳优畜之”，无论巡狩封禅，抑或游猎宴飨，都喜欢诏赋家作赋。所以，汉赋有不少是作者被动的创作。这些创作多“指意放荡，颇复诙谐”，如刘勰所说“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而汉代帝王，也对赋作的这种风气听之任之。

不可否认，汉赋也有一些自我感怀的作品。这些赋在体式上以小赋为主。抒怀可分为写情与说理两种。前者多采用传统的文学手法，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或情景交融。汉初横遭贬谪的贾谊写下《吊屈原赋》，名为吊屈，实则自我伤吊。司马迁作《悲士不遇赋》，哀叹生不逢时、横遭不幸。班婕妤的《捣素赋》直承《长门赋》，倾诉自己在宫中的悲苦生活，也由此奠定了宫怨的题材。张衡《归田赋》描写的超越仕宦险恶而回归自然的种种欣喜之情，田园开始作为精神自由的标志进入文学领域。班彪《北征赋》和蔡邕《述行赋》，在记述旅途的同时感慨人生，为后世纪行题材提供了范本。所谓说理，即侧重使用论说的方式，通过阐发老庄思想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如贾谊《鵩鸟赋》、孔臧《鸮赋》、张衡《髑髅赋》都是如此。此外，赋家偶尔也会感怀历史这一宏大主题，如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该赋采用骚体，篇幅精巧，在三言两语之中将世间巨变尽收其中。是否可以认为，《哀秦二世赋》为后世咏史文学的先导呢？总之，经过数代赋家的积累与开拓，抒怀小赋愈发地具有生活气息和个性色彩，与大赋千篇一律的僵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孔子曰“诗可以群”，大意是说《诗经》具备人际交流的功能。其实，汉赋对此也有所继承。据李善《文选注》记载，枚乘曾作有《临灞池远诀赋》，虽然原文已散佚，但从文题看，应为送别而作。被冷落的陈皇后重金聘请司马相如作《长门赋》，赋中对弃妇的心态做出细致传神的写照：“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事实证明陈皇后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个赋风靡于宫廷的时代，再没有比赋更适合传情表意的文体，自然也足以力助陈皇后赢回汉武帝的宠爱。此外，东方朔《答客难》通过主客对答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生信条的坚守。此后拟作者不绝如缕，如扬雄《解嘲》、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蔡邕《释诲》、陈琳《应讥》等。上述赋作都存在主客对答的模式，这并非完全出自虚构，应为作者饱受世俗嘲讽的变形体现。作者通过对世俗观念的论理和辩难，来宣扬和捍卫自己的人生志向与处世准则，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沟通方式。

综上而论，汉赋的功能如同其体式一样呈现出多元的特点。而且，一篇赋作往往兼具多种功能，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虽未以赋命名，但虚设主客对答，文辞颇有纵横之气，所以与赋并无二致。虽然，《史记》指出该赋的目的在于讽谏天子，但赋中也向百姓宣讲天子通西南夷的意义。这样，该赋在承担讽谏功能之余，还起到宣化王教和人际交流的作用。再如，班固《两都赋》为了声援定都洛阳的决策，就必须对洛阳的种种优势加以夸耀，同时还要借长安的奢华来讽喻天子应节俭爱民。这样，《两都赋》就将宣化、颂美、娱乐和讽谏等诸多功能熔于一炉。另外，司马相如《长门赋》的功能，恐怕也不局限于沟通刘彻与阿娇。被倡优蓄之的赋家，其宠辱变换无异于后宫。所以，《长门赋》虽为代言，又何尝不是自我感伤。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论汉赋功能的多维性及其文化张力》

汉赋作为两汉文体的集大成者，其功能体系呈现出"一体多维"的显著特征。这种多维性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根植于汉代"政文一体"的特殊文化生态。从经学视角观之，汉赋实为《诗经》"美刺"传统的制度化延伸，其政治功能建构在"颂美—讽谏"的二元张力之上。司马相如《上林赋》以"曲终奏雅"的结构实现"劝百讽一"之效，班固《两都赋》通过"西都—东都"的对比完成政治话语转捩，这种"赋兼比兴"的书写策略，恰是汉代文人调和"经术"与"文术"的创造性实践。

以赋取士现象折射出汉代选举制度的特殊面相。武帝朝形成的"言语侍从之臣"群体，实为"贤良文学"选举制的文学变体。《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这种文学竞逐现象与察举制下的经术竞争形成镜像。值得注意的是，赋家进仕存在"文学优长"与"经明行修"的价值博弈，东方朔《答客难》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正揭示了辞赋取士的局限性。

诸侯王国的赋体招贤活动，实为战国养士风气的制度残余。淮南王集团通过《屏风赋》《招隐士》等构建的"器用—知遇"隐喻体系，将人才流动纳入"材—用"的哲学框架。这种书写暗合《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念，中山王《文木赋》"王子见知"的叙事，更将人才选拔提升到"天人相感"的高度。此类文本在政治功能之外，还承载着诸侯国与中央王朝的文化权力博弈。

娱乐功能的凸显标志着汉赋的世俗化转向。武帝"俳优畜之"的态度，使赋体从庙堂走向苑囿，形成"劝—乐"的功能悖论。王褒《洞箫赋》将乐器演奏升华为道德教化，而《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则显示其娱乐本质。这种"寓教于乐"的张力，恰是汉代"雅—俗"文化互动的生动体现。

要之，汉赋功能的多维性实为汉代文化复合性的文本表征。其政治功能源于经学传统，取士功能折射选举制度，招贤功能延续战国遗风，娱乐功能反映文化转型。各种功能在"尊经—崇文"的框架下相互渗透，共同构建起汉代独特的文学生态。理解这种复杂性，对我们把握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

汉赋功能多元性之再探

汉赋作为两汉文学之瑰宝，其功能之多元，诚如帖中所论，涵盖政治、祭祀、娱乐、抒怀及人际交流诸端。然细究其理，犹可进一步阐发，以明其于汉代社会文化中之特殊地位。

一、政治功能：经学语境下的文体自觉
汉赋之政治功能，实根植于汉代经学传统。《诗经》为汉赋之源，此论自班固《两都赋序》已明言：“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代赋家承《诗》之“美刺”传统，以“颂述功德”与“讽谕劝诫”为双重旨归。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极写苑囿之宏丽，终归于“节俭”之讽；班固《两都赋》铺陈东西二京之盛，实为彰东汉法度之善。此种“劝百讽一”之笔法，既迎合帝王“润色鸿业”之需，亦暗含士人“以文化道”之理想。然需辨明者，汉赋之讽谏多托于隐微，故扬雄晚年有“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叹，盖因赋之讽喻效力常为铺陈所掩耳。

二、仕进之阶：辞赋与文士的命运交织
以赋取士，确为汉代文士晋身之途。汉武帝好辞赋，遂使《子虚赋》成相如进身之媒；东方朔、枚皋之徒，亦以诙谐之赋得宠。然此现象背后，实有更深层之矛盾：赋家虽以文才跻身庙堂，却多被视如“俳优”，地位尴尬。司马迁《报任安书》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正道出文士依附皇权之悲。故汉赋之仕进功能，既是文人机遇，亦为其困境。

三、招贤之媒：赋体与政治隐喻
诸侯以赋招贤，尤见文体之灵活。淮南王《屏风赋》以“枯木逢雕”喻贤才遇主，中山王《文木赋》借“丽木成器”寓士之用世，皆托物言志，婉而成章。此类赋作实为政治宣言，其修辞策略与《楚辞·招隐士》一脉相承，既彰显诸侯求才若渴，亦反映汉代士人“择木而栖”之心态。然随着中央集权强化，此类私门招贤之赋渐衰，而统一王朝的“颂美”赋作日盛，此亦时代变迁之缩影。

四、娱乐功能：赋体的世俗化转向
汉武帝“俳优畜之”之态，标志赋之娱乐功能上升。枚皋“为赋疾速，受诏辄成”，实开后世应制文学之先河。此类赋作虽乏深旨，却拓展了文体表现空间，使赋从庙堂走向宴游，成为汉代宫廷文化之点缀。然娱乐化亦加速了赋体的程式化，为东汉以降赋风僵化埋下伏笔。

结语
汉赋功能之多元，折射出汉代政治、文化之复杂互动。其政治性源于经学传统，仕进性依附皇权需求，招贤性体现诸侯博弈，娱乐性则反映文学世俗化趋势。后世论赋，当以此多维视角观之，方可不囿于“劝讽”之争，而见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之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