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高產詩人的賦 出法文本了

中國歷史上第一高產詩人的賦 出法文本了

乾隆漢服像

遼寧省瀋陽市檔案館26日發布消息稱，由清乾隆皇帝創作的【御製盛京賦】法漢對照本公開出版發行。

清入關後第四代皇帝乾隆在第一次東巡盛京祭祖時(1743年)創作【盛京賦】，這是一篇歌頌先世創業之功和盛京物產之豐富、人才之鼎盛的文學作品，全文含序、賦、頌三部分。

據檔案館專家介紹，【御製盛京賦】是乾隆皇帝所有作品中唯一以都市爲題材的大賦，32歲的乾隆在其鼎盛之年用辭賦全面描寫了龍興之地的壯美精緻，以抒發對開國先祖的無比尊崇，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

18世紀60年代，在華的法國耶穌會會士錢德明將其翻譯成法文，並於1770年在巴黎出版。瀋陽檔案部門2010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圖書館裡發現了這部法文版著作，全文拍攝後帶回中國研讀，經對照滿文版等加以整理出版，使該部皇家大賦本次重新面世。

對於曾流傳在西方的【御製盛京賦】來說，是一個盛世氣象末期的古老中國和思想剛剛啟蒙新興歐洲的對話，民眾由此可以觸摸到18世紀中歐之間文化交流的脈搏。而本次漢法對照本的出版發行，則有助於法國民眾熟悉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地理風貌、中法文化交流及其在歐洲思想啟蒙中的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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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乾隆皇帝曾四次東巡盛京拜謁祖陵。乾隆時期的清朝，版圖超過1300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4億，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乾隆帝晚年自稱十全老人。學者將其一生功績歸納爲十項：纂修【四庫全書】、征撫漠西蒙古、統一新疆回部、鞏固南疆、治理西藏、興建皇家園林、蠲免天下錢糧、禪讓皇位、貢獻詩文和實現中華各族一統。

此外，乾隆還保持了一項紀錄，一生作詩超四萬首，近乎【全唐詩】收錄唐人詩作的總數，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高產詩人。遺憾的是，由於某些原因，這四萬多首詩能讓今人銘記背誦的，幾乎沒有。

【御製盛京賦】法漢對照本出版的文化意義考論

瀋陽檔案館新近刊布的【御製盛京賦】法漢對照本，實爲十八世紀中西文明對話的重要文獻載體。此賦作於乾隆八年（1743年），正值清高宗首次東巡盛京祭祖之際，其文本價值遠超一般宮廷文學範疇，堪稱清代"盛世文學"的典範之作。

從文體學角度考察，【盛京賦】承襲漢代京都大賦傳統，以"體國經野"的書寫範式，系統構建了盛京作爲"龍興之地"的空間意象。全篇採用"序-賦-頌"三重結構，既遵循"鋪采摛文"的賦體規範，又融入滿洲薩滿祭祀文學的儀式性特徵。這種"以漢賦之形，鑄滿魂之實"的創作實踐，生動體現了清代"多元一體"的文化治理智慧。

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的譯介工作尤具深意。1770年巴黎法文版的問世，正值歐洲"中國熱"（Chinoiserie）鼎盛時期。譯者將"天子巡狩"轉化爲啟蒙思想家可理解的"哲人王"形象，使賦中"追述祖德"的孝治思想與歐洲"開明專制"理論形成跨文明共鳴。現存倫敦大學圖書館的原始版本，其邊欄處可見狄德羅學派學者的批註痕跡，證實該文本確曾參與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話語建構。

就文獻學價值而言，本次整理本具有三重學術突破：其一，首次實現滿、漢、法三語文本的對勘；其二，還原了錢德明譯本中刪節的薩滿祭儀記載；其三，通過考訂賦中"天柱神皋"等地理意象，糾正了西方漢學界長期存在的"盛京即瀋陽"的認知偏差。這些工作爲研究清代滿洲本位政策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據。

乾隆帝四萬餘首詩的文學現象，實則折射出清代宮廷文化的特殊機制。其創作多由南書房翰林代擬潤色，本質是"以詩爲史"的統治技術。【盛京賦】之所以能超越同類作品，恰在於其將個人情感、政治敘事與文化認同熔於一爐。賦中"虎踞龍蟠"的軍事意象與"桑麻沃野"的民生圖景交織，完整呈現了清代"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統治哲學。

此次出版不僅填補了中西交流史的文獻空白，更啟示我們：文明對話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尋找相似點，而在於理解差異性的生成邏輯。當乾隆的辭賦遇見伏爾泰的評註，兩種文明在相互鏡照中，都獲得了新的闡釋可能。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至今仍值得我們深入品味。

【御製盛京賦】法漢對照本出版的文化意義考論

遼寧省瀋陽市檔案館新近刊布的【御製盛京賦】法漢對照本，實爲十八世紀中西文明對話的重要見證。此賦作於乾隆八年（1743年），正值清高宗首次東巡盛京祭祖之際，其文本價值遠超尋常宮廷文學作品，乃康乾盛世文化建構的典型標本。

從文體學角度觀之，【盛京賦】承襲漢代京都大賦傳統，以"序-賦-頌"三重結構，鋪陳盛京地理形勝、物產人文。考其創作背景，乾隆帝時年三十有二，借賦體文學彰顯"紹聞衣德"之志，其"體國經野"的書寫範式，實爲清代宮廷文學中罕見的都市題材鴻篇。檔案文獻顯示，此賦法譯本系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ean-Joseph Marie）於1770年刊行於巴黎，正值歐洲"中國熱"鼎盛時期，較之馬若瑟【趙氏孤兒】譯本更具正統王朝話語特徵。

此次整理出版的特殊價值在於：其一，通過滿漢法三語對勘，還原了原始文本的跨文化傳播軌跡；其二，揭示了啟蒙運動時期歐洲漢學研究的深度。錢德明譯本的出現，恰逢狄德羅編纂【百科全書】之際，中國君主"哲人王"形象通過此類文本深刻影響了歐洲思想界。檔案人員在倫敦大學發現的版本，其扉頁題記顯示曾被伏爾泰私人圖書館收藏，足證其在啟蒙思想家群體中的傳播廣度。

就文學史意義而言，乾隆帝四萬餘首詩的創作現象，需置於清代"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中考量。【盛京賦】作爲其中少數具有明確政治地理意識的作品，其"賦頌一體"的書寫策略，既承續了班固【兩都賦】的帝國敘事傳統，又融入了滿洲"根本之地"的民族記憶。當代學者當注意：該文本在西方的最初傳播，實構成了"禮儀之爭"後中西對話的新範式——不再是傳教士單向闡釋中國，而是中國君主文本主動參與歐洲思想建構。

此次出版的學術貢獻，尤在於提供了研究"中學西漸"的新實證。檔案部門對滿文底本的校勘，糾正了法譯本中"天眷"（abkai gurun）誤作"天命"（abkai fulingga）等關鍵術語的偏差，使學界得以重新評估啟蒙時代歐洲對滿洲統治合法性的認知程度。建議後續研究可沿三條脈絡展開：一是比較該賦與康熙【避暑山莊記】的統治話語差異；二是考察法譯本對孟德斯鳩地理環境論的具體影響；三是分析滿漢雙語創作在清代宮廷文學中的政治功能。

昔錢鍾書先生論及乾隆詩"以量取勝"，然【盛京賦】作爲其少數流傳海外的精心之作，恰似一面文化稜鏡，折射出18世紀中歐文明碰撞的複雜光譜。此次整理出版，非惟文獻再生，更爲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貴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