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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伟大陆新儒家『托古改制』平议
资料图 在现代中国的道路、理论及制度选择中，文化上的何去何从，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选择。文化争鸣的背后与结果都与一定的道路、理论及制度选择紧密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迈步转向现代，进行道路、理论及制度选择的时候，儒家传统总是试图以完整的儒学框架来抗衡漂洋过海而来的现代性，从要求保持完整的纲常伦理，逐步地退后，到要求保持社会的伦理本位，再到要求以儒学来确保现代化的民族性，最后要求以儒学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政治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传统儒学当然需要有人本着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和面向现代化的原则与精神，进行专门的学理探讨与研究，自觉地进行儒家观念的现代转化，古为今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但是，现代中国毕竟已经成功解决了道路、理论及制度等的选择，历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仅仅是一种可以批判继承、转化和使用的传统思想资源。 鉴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明演进及社会中的广泛影响，鉴于儒学对政治及伦理、社会、人生等的结构性影响，传统儒学在现代的每一次复兴都存有非常明确而强烈的政治目的。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化忧虑，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考量。他们试图把现代政治建立在儒家普世伦理的基础上，或者是试图完全用传统儒学来建构一个脱离西方影响的政治现代新秩序。民国时期及当代海外、港台新儒家的主流是寻求儒学的普遍性，并在儒学普遍性的基础上使其能承载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他们注重分析儒家心性世界的内圣构造，并试图以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为根据来改造或优化心性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的新儒家则明显表现出了对民主和科学的排斥，他们将注重分析内圣构造并试图以民主与科学改造、优化心性世界的现代新儒家称为心性儒家，而将自身所追求的以排斥民主和科学影响的制度建构为取向的新儒学称为政治儒学，试图在国家的制度架构与民间日常的权威规范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大陆新儒家推崇的所谓政治儒学，就是对传统儒家制度建构经验的挖掘和承传，试图建构一个完全排斥现代西方影响的儒学政治现代性社会秩序。从制度建构与规范方面来考虑民族特性，试图维护儒家在制度与规范方面的完整形态，反对接触、输入、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政治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这是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儒家政治保守主义的一贯做法。儒家根基于传统社会在政治上的保守，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君父纲常的着力守护，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现代政治秩序与价值的坚决排斥，其政治保守主义的内容集中起来就是复古。文化上的尊孔和政治上的复古，在民国初期多有表现，李大钊等对此已经有了非常深入且有说服力的分析。在1921年以后，现代新儒学借助于西方哲学资源，试图在文化保守与民主、科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儒家心性本体或方法等来支撑现代政治的民主与科学，其余波流韵直至今天还在港台及海外新儒家中传衍生息。尽管几乎完全排斥西方哲学方法与话语的大陆新儒家也经历过西方哲学等的熏陶，但他们却并不仅是着力于文化的保守，而是试图以儒家文化保守的根基来构筑政治上的复古。 文化保守和政治复古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与大陆新儒家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港台及海外新儒家，也确实并不是政治上的复古主义者，而是始终着力于进行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政治民主与科学的无缝对接。他们不仅追求使中国的民主与科学有自身的民族特色，而且还试图将儒家优秀文化成为现代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源头活水。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儒学对现代民主、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多少类似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儒家学者排斥佛教的态度与方法，不问其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合理性如何，也不问其在现实中的实际影响力怎样，都试图以自己传统一贯的儒学一概否定、排斥之，以便独占人的精神世界，垄断性地占据影响政治的理论、舆论阵地。但现代大陆新儒家毕竟不能完全忽略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不过他们却试图在传统儒家思想资源中发掘出他们得自现代民主与科学的概念，反复论证中国传统儒家资源中存在民主、宪政、公民等概念，表面上是在进行思想史的概念分析，实际上是试图用现代概念的移花接木，为传统儒家进行制度还魂。从概念研究上说，所谓政治儒学不可避免地要借用一些现代概念，因为文化保守何以必须有、何以必须聚集传统儒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而需要大陆新儒家学者用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大量的分析和解释，并将完成后的理论阐释作为将传统儒学推向广大民间社会的理由。因此，从概念研究的角度看，大陆新儒家的研究立足于信仰，其理论目的不仅在于复活并巩固传统儒学在现代的信仰地位，更在于普及儒学传统的一些政治价值观，以替代根源于并维护民主和科学的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价值观。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既表现在对传统儒学的信仰，也表现在他们因为信仰儒学传统而排斥儒学中所没有的外来价值。大陆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信仰与宣讲，不仅成为大陆各地国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成为汇合各地各种国学热、儒学热的轴心，并由此轴心而汇集起了以大陆新儒家学者为核心成员的包括学界、实业界等的儒学宣教团体。这些团体或是基于学理宣讲，或基于国学的古为今用，或基于普及儒家信仰，虽然目的、层次和面向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在价值上厚儒家之古而薄民主、科学之今，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无疑都属于保守主义者，试图恢复儒学对社会及个体等的整体性影响力、塑造力与规范力。不论是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划分与研究范式的反思入手，还是试图以儒学信仰完整地塑造今天的人入手，其实质都是试图对现代人在价值信仰上进行传统儒学的彻底再造。 2015年11月，大陆新儒家在深圳筹备成立的中华孔圣会，则无疑是以弘扬儒学价值观为主题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中华孔圣会的成立却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而已经试图从民间着手整体性推进传统儒学的现代复兴，从而开始了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复古。当然，儒家在政治理想与价值层面从来都是主张面向三代进行政治复古的，而历史上儒学所主导的改革与改制也多托古以改制，其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儒家政治建构的一般逻辑就是从圣人崇拜开始，以圣王教养万民为过程，终将达到人人至于至善的结果。在儒家视域里，三代圣王作为政治治理的榜样，具有普遍超越价值，任何时代的任何治理者都当效法三代、归于三代，而所谓止于至善则表现为普遍永恒不忍人之心及纲常伦纪。儒学曾自许为名教，但并不是宗教，其所努力也并不是创建信仰的宗教，而在于心性之善、人伦之理及秩序之礼，即儒学是要求人人在衣食住行举手投足中贯彻、落实圣人阐明的仁爱礼乐，即使真的需要借助于权力来推广和护卫名教，传统儒学也向来推崇圣王，圣王之兴则归之于气化流行之中正，形象地说就是天子受命于天。中华孔圣会作为大陆新儒学骨干推动建立的社会组织，其源头并不在于先秦之孔子，而在于清末之康有为。康有为看重西方社会的宗教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而主张以儒学为儒教，其实质却试图在儒教的幌子下自作领袖，保国、保种、保教，突出欲要保国，须先保种，而欲要保种，又须先保教，保教以保种，保种以保国。大陆所谓政治儒学的政治追求如果按照其逻辑来看，实际上也差不多是从尊孔教开始，强调以孔之教自立于世界，强调信仰孔子之教对于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以一种别样的形式陷入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圣逻辑。只要这个崇圣的逻辑有了一个踏实的支点，圣人崇拜就会由政治儒学的学说通过中华孔圣会四处蔓延开来。崇圣的圣人崇拜就是把自我交给圣人支配的一种心理情结，这种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会洗掉或覆盖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政治新价值，而完全回归于由一系列所谓儒家道场所营造的一套崇圣无我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出现的实质就是政治儒学在以宗教道场的手段将公民的平等，改造或重塑为圣贤对大众的支配。 一套复古的衣冠下，祭奠、叩首、跪拜、演礼、讲经，在这个仪式或情景中营造出了圣人与大众的本质区别，而这个区别的关键就在于确立或重新肯定社会关系中的尊卑贵贱主从等纲常伦纪。一方面，中华孔圣会在建立尊崇孔子的组织网络，确立崇圣尊孔的一套衣冠、礼仪，筹备开展以信仰推广为目的的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华孔圣会最核心的一些骨干成员则在论证辛亥以来就已经被打倒的三纲五常的普遍合理性，另外则是尊孔崇圣的教育、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资源在中华孔圣会中的组织化汇集。对此应当予以清醒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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