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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此心安處是吾鄉仕途多難的蘇東坡如何化苦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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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6-4-15 19:2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此心安處是吾鄉仕途多難的蘇東坡如何化苦爲樂

此心安處是吾鄉仕途多難的蘇東坡如何化苦爲樂

每讀【蘇東坡傳】(林語堂著),總爲蘇軾多才多藝的稟賦所折服,爲其跌宕起伏的仕途所感慨,爲其化苦爲樂的生活態度所鼓舞。他是士大夫,是詩人,是皇帝的秘書,是心腸慈悲的大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他在不同的角色間來回切換、順利過渡。他一直身處政治漩渦之中,卻光風霽月,超越狗苟蠅營的政治勾當;他面對世俗的榮華富貴,不忮不求,寵辱不驚,隨時隨地吟詩作賦,純然表達所思所感;他一生顛沛流離、苦難連連,卻心安隨緣,曠達灑脫。他之所以有如此修爲,正如其詞【定風波】中所言:此心安處是吾鄉。蘇軾忘懷於得失,心安於當下,避免了人生無根蒂,飄若陌上塵的悲劇,獲得了心靈的寧靜和精神的升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對待官場進退的淡泊之心。封建時代學而優則仕是許多人的基本價值選擇。蘇軾少負才名,博通經史,考中進士。他一生坎坷,多次沉浮。在宋神宗時曾受重用,然因新舊黨爭,屢遭貶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哲宗即位後,高太后聽政,蘇軾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不久又接連升任至翰林學士知制誥(爲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其時王安石爲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爲相。他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赴杭州當太守。又因作詩訕謗朝政,被人構陷入獄。出獄後被貶黃州。此後多次貶官放逐,遠赴惠州、瓊州,一直到儋州(今海南儋縣)。蘇軾過山車式的政治生涯,足以令常人驚恐不已、心如枯槁。而他卻隨緣自適,深自省察,努力物我兩忘,尋求心靈的真正安寧。黃州時的日子非常艱苦,那兒是長江邊上一個偏僻小鎮,可他依然把生活過得活色生香。他有時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爲伍,消磨時光。被醉漢東推西搡或粗語相罵,卻自喜漸不爲人識。他在論樂與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種看法:樂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

對待事業窮達的仁愛之心。他爲官從政盡心盡責,無論居屆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總是力所能及爲老百姓做實事、解難事。剛到杭州,而對水災、旱災、瘟疫,開倉濟民,又撥出專款建立中國古代第一座公立醫院。到了穎州、廣州等地又興修水利工程,造福當代百姓。他還建立孤兒院,創立監獄醫師制度。每到一處,心繫百姓,恪盡職守。被貶黃州有職無權,依然兼濟天下。他了解到當地有一惡習,老百姓因天災人禍,家庭不堪重負,往往淹殺初生嬰兒,其中又以女嬰爲多。他聞之心酸,爲食不下,多方奔走呼號,成立救兒會慈善團體。向富人募捐,用來買米、買布、買被褥,同時派人深入窮鄉僻壤,調查貧苦的孕婦,對於答應養育嬰兒的,則贈以金錢、食物、衣裳;凡捐款者、養育嬰兒者,均記載功德簿,公告於眾,以資弘揚,使垂範後世。他又身體力行,將俸祿中的大部分貢獻給救兒會,自己不惜挨凍受餓。消息傳出,百姓感動之餘爭相解囊,到救兒會捐獻善款者絡繹不絕。

對待環境順逆的豁達之心。他一生沉浮起落,每一次被貶,都離京都越來越遠,生活條件也越來越差,可他能坦然處之。哲宗親政後,被貶到惠州,這在當時是非常偏遠落後的地區,也是最殘酷的流放,但他隨遇而安,絲毫沒有被放逐的挫折感和失落心態。每天徜徉於荔枝林中,享受著適意的人生,寫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的千古絕句。一個春日的清晨,聽到道院中傳來一縷縷鐘聲,他又詩興大發,寫下了報導先生春睡遲,道人輕敲五更鐘的略帶慵懶的小詩。據說,這首頗具戲謔意味的小詩傳到當時的宰相章惇耳中,使之勃然大怒。他無法忍受在嶺南這種不毛之地,蘇軾還過得如此舒服,於是又把他貶到海南儋州。這個地方當時條件很差,所有受迫害的舊黨人士,他是唯一被貶到這裡來的。在海南異常艱苦的生活仍然沒能讓他消沉,依然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正如其在【觀棋】詩中所寫: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復爾耳。

蘇軾的心安是對人生徹悟之後的精神自由,是聚散離合本是緣的達觀,是得即高歌失即休的超然,更是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從容。

賀券 發表於 2025-5-27 16:38 | 顯示全部樓層
【心安之道:論蘇軾逆境中的精神超越與生命實踐】

林語堂先生筆下的蘇軾形象,恰如一面澄明的古鏡,映照出中國傳統士人在仕途困厄中實現精神超越的典範。蘇軾的"此心安處是吾鄉",非簡單的自我寬慰,而是融合了儒釋道三家智慧的生存哲學,其價值內核值得深入剖析。

一、儒道互補的處世智慧
蘇軾面對政治沉浮時展現的淡泊,實爲"內儒外道"的典型實踐。在黃州所作的【定風波】中"莫聽穿林打葉聲"的從容,與【赤壁賦】"逝者如斯"的達觀,皆體現其對道家"安時處順"思想的化用。然其始終未棄儒家本懷,貶謫惠州仍建橋辦學,在儋州創"載酒堂"教化黎民。這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彈性,正是宋學"出入釋老而返於六經"的生動體現。

二、苦樂轉化的認知重構
蘇軾的【超然台記】揭示其快樂哲學的核心:"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這種將客體體驗主觀化的能力,暗合禪宗"萬法唯心"的智慧。他在【與程正輔書】中言:"某睹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展現的正是通過認知重構實現逆境轉化的心理機制。黃州時期創製的東坡肉、惠州發明的"羅浮春"酒,都是將生活藝術化的具體實踐。

三、仁者情懷的精神支撐
蘇軾的民生實踐絕非簡單的官吏職責,而是源自孟子"惻隱之心"的深度共情。元祐四年(1089年)治理杭州時,他不僅建立病坊,更首創"以工代賑"的救災模式,體現"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儒家理想。即便貶至儋州,仍堅持"著書以爲樂,時賦詩以自娛",這種文化堅守正是士大夫"爲往聖繼絕學"的精神自覺。

蘇軾的生命實踐啟示我們:真正的安頓不在於環境順逆,而在於主體精神的建構。其融合儒家的擔當、道家的超脫與佛家的空觀,形成獨特的心性修養體系。在當代社會急劇變遷的語境下,這種將外部壓力轉化爲內在修養的智慧,恰是我們重建精神家園的重要資源。蘇軾的"心安"哲學,本質上是對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對存在意義的永恆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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