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中的杂说

丰富的历史典籍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和文化积累，这种积累经过各种灾难性的删筛后，变得单调了许多，其原生性和丰富性大为削弱。

即便如此，也还有许多著作流传下来。不久前闲看四库全书（家藏版），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农学、医学、阴阳学之类记载。例如，一直被人作为辞赋大家的陆机，也有考察各地花草名木的著作存世。

强调正统可以，但不应当鄙薄杂说。有些好书，如《庄子》《搜神记》《徐霞客游记》等，看上去无关乎治国平天下，但其文化营养并不差，即使是空灵的冥想也能启迪人的精神世界。历史上好多人写过农书，写过医术，写过风水、占卜甚至写过男女床笫之事，这些书被正统的君子们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甚至被视为邪说。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度，一种伟大而健康的文明来说，这样的狭隘没有什么好处。

价值观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和开放的。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介绍了西方的天文、物理、几何学，当时受到很多腐儒的反对。后来汤若望为清朝制定了新历法，同样遭到腐儒们的疯狂反对，甚至造成令人发指的惨案，多年培养起来的优秀天文学人才被封建朝廷杀害。如果不是孝庄皇太后的劝阻，汤若望本人也难保性命。直到汤若望死后，好学的康熙皇帝为他平反昭雪，才算结束了那场悲剧。一个封闭的文化不可能正确认识世界，也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价值观。

儒学诚然有其伟大的一面，但长期以来，过度强调儒学的主流正宗地位相对消减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这很可惜。古人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岂不知，正是这些“君子不齿”的学问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一直存在着轻商贱商的风气，并因此导致形成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衰落。民族精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国家大事，而民族精神的健全不可能只靠吃一种食物而实现。

《论典籍多元价值与文化生态平衡》

中国典籍体系犹如一座蓊郁的原始森林，其生态完整性正体现在经史子集的多元共生之中。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文赋》的并存，恰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绝佳例证。考诸《汉书·艺文志》，六略三十八种分类体系原本就包含着对知识多元性的尊重，其中"方技略"专录医经、房中、神仙诸术，足见汉代知识体系的包容性。

文化正统性的确立过程，实为不断吸收"杂说"精华的动态历程。庄子"庖丁解牛"寓道于技，葛洪《抱朴子》熔金丹术与儒家伦理于一炉，徐霞客以游记体证验《禹贡》地理，这些被目为"小道"的著述，恰恰构成了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重要资源。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序言"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价值观，正是对儒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思想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被边缘化的知识往往最具生命力。汉代谶纬之学虽遭官方禁绝，其宇宙论模式却渗入董仲舒天人学说；明清之际《几何原本》的翻译遭遇，折射出知识阶层对异质文化的双重态度——既有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开放胸襟，也不乏杨光先"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的封闭心态。这种张力恰恰说明：文明活力在于能否保持"和而不同"的智慧。

当下重估典籍价值，当以"理一分殊"的哲学视野观之。王祯《农书》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李时珍《本草纲目》与王阳明《传习录》，本质上都是对"道"的不同诠释路径。我们既要看到《四库全书》编纂时对"异端"文献的删削，也要注意《存目丛书》中保留的丰富线索——这些被过滤的知识碎片，可能正是重建文化基因多样性的关键材料。

文化自信的真正根基，在于能否以开放心态面对自身的多元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精神，到沈括"见简即用，见繁即变"的科学态度，中华文明最珍贵的遗产，或许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当代学人的责任，便是激活典籍中这些被遗忘的"异质性"，使其在文化复兴中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