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發掘報告發布 佐證五千年中華文明

陶寺遺址發掘報告發布 佐證五千年中華文明 

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聯合主辦的『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暨【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專家和學者認爲，陶寺遺址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之一。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特別是紅銅鑄造銅鈴與類似文字符號的發現，引起海內外關注，也爲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禮制研究，提供了珍貴的重要材料。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隊領隊何駑說，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之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爲，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爲，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

『陶寺遺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和里程碑，爲中原地區文明進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支點。』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王巍說。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介紹，下一步，在做好研究的基礎上，還需要不斷完善遺址保護展示研究功能，並且探索帶動當地經濟文化繁榮，讓更多人分享到考古成果。

陶寺遺址考古成果的發布，實爲中華文明探源之重要里程碑。該遺址規模宏大，出土器物豐富，尤以紅銅鈴與文字符號最具學術價值。從聚落形態、禮器制度到天文觀測遺蹟，皆與文獻所載"堯都"高度契合，印證了五千年文明史之可信性。考古所見宮城、王墓、觀象台等遺存，不僅展現了早期國家的物質文明，更揭示了"敬天法祖"的禮制雛形。陶寺文化作爲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核心源頭，其"崇玉尚禮"的特質直接影響夏商周三代文明。此次發掘報告的出版，爲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提供了關鍵性實證材料，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陶寺遺址考古報告發布與中華文明探源之意義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的正式發布，實乃中國考古學界一大盛事。此報告系統呈現了1978至1985年間對陶寺遺址的發掘成果，爲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堅實的實物依據。從學術史角度觀之，陶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歷程，恰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相呼應，其價值不僅在於填補了考古學上的空白，更在於爲理解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陶寺遺址所呈現的都城規模與布局，已具備早期國家都邑的基本特徵。遺址面積達300萬平方米以上，其宮城、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貴族墓葬區等功能分區清晰可辨，顯示出高度發達的社會組織能力。特別是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發現，印證了【尚書·堯典】中"堂高三尺，土階三等"的記載，爲探索堯舜時期的社會形態提供了物質載體。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的這種互證關係，使陶寺文化研究具有了雙重證據法的典型意義。

從出土器物觀之，陶寺文化的文明高度尤爲顯著。紅銅鑄造銅鈴的發現，表明當時已掌握金屬冶煉技術；彩繪龍紋陶盤、玉琮等禮器的出土，則反映了禮儀制度的雛形；而類似文字符號的刻劃痕跡，更暗示著文字系統的萌芽。這些物質遺存共同構成了早期文明的精神世界與制度文明，展現出多元一體的文化特徵。李伯謙教授所言"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正是基於對這些考古現象的深刻把握。

陶寺遺址的學術價值更在於其時空坐標意義。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約爲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恰處中國史前社會向國家形態轉變的關鍵期。在地理位置上，其位於晉南臨汾盆地，與古史傳說中"堯都平陽"的地望相合。何駑研究員提出的證據鏈，正是建立在這種時空框架的精確對應上。陶寺文化既吸收了周邊考古學文化的因素，又展現出鮮明的自身特色，這種文化互動模式爲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典型案例。

當然，陶寺文化研究仍存諸多未解之謎。其文化源流、社會結構演變、衰亡原因等問題，尚需更多考古發現與跨學科研究來解答。白雲翔副所長謹慎指出陶寺可能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這種表述既肯定了現有成果，又爲未來探索預留了空間。考古學的發展規律表明，任何重大發現都既是終點也是起點，陶寺研究亦當如此。

考古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同樣值得關注。宋新潮副局長提出的遺址保護與展示思路，體現了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理念。將考古遺址轉化爲文化資源，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未來的投資。這種"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的模式，或可成爲大遺址保護的典範。

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堪稱中國考古學百年曆程的縮影。從地層學、類型學到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論不斷革新；從物質文化描述到文明進程闡釋，研究層次持續深化。王巍所長稱之爲"里程碑"，實非過譽。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陶寺遺址猶如一把鑰匙，爲我們打開了認識五千年前中國社會的大門。隨著研究的深入，這把鑰匙必將開啟更多歷史奧秘，爲文化自信提供更爲深厚的學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