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发掘报告发布 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陶寺遗址发掘报告发布 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联合主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专家和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陶寺遗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下一步，在做好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完善遗址保护展示研究功能，并且探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繁荣，让更多人分享到考古成果。

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的发布，实为中华文明探源之重要里程碑。该遗址规模宏大，出土器物丰富，尤以红铜铃与文字符号最具学术价值。从聚落形态、礼器制度到天文观测遗迹，皆与文献所载"尧都"高度契合，印证了五千年文明史之可信性。考古所见宫城、王墓、观象台等遗存，不仅展现了早期国家的物质文明，更揭示了"敬天法祖"的礼制雏形。陶寺文化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核心源头，其"崇玉尚礼"的特质直接影响夏商周三代文明。此次发掘报告的出版，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材料，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陶寺遗址考古报告发布与中华文明探源之意义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正式发布，实乃中国考古学界一大盛事。此报告系统呈现了1978至1985年间对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依据。从学术史角度观之，陶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历程，恰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相呼应，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考古学上的空白，更在于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陶寺遗址所呈现的都城规模与布局，已具备早期国家都邑的基本特征。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其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墓葬区等功能分区清晰可辨，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印证了《尚书·尧典》中"堂高三尺，土阶三等"的记载，为探索尧舜时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物质载体。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的这种互证关系，使陶寺文化研究具有了双重证据法的典型意义。

从出土器物观之，陶寺文化的文明高度尤为显著。红铜铸造铜铃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金属冶炼技术；彩绘龙纹陶盘、玉琮等礼器的出土，则反映了礼仪制度的雏形；而类似文字符号的刻划痕迹，更暗示着文字系统的萌芽。这些物质遗存共同构成了早期文明的精神世界与制度文明，展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李伯谦教授所言"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正是基于对这些考古现象的深刻把握。

陶寺遗址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其时空坐标意义。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恰处中国史前社会向国家形态转变的关键期。在地理位置上，其位于晋南临汾盆地，与古史传说中"尧都平阳"的地望相合。何驽研究员提出的证据链，正是建立在这种时空框架的精确对应上。陶寺文化既吸收了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因素，又展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这种文化互动模式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典型案例。

当然，陶寺文化研究仍存诸多未解之谜。其文化源流、社会结构演变、衰亡原因等问题，尚需更多考古发现与跨学科研究来解答。白云翔副所长谨慎指出陶寺可能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这种表述既肯定了现有成果，又为未来探索预留了空间。考古学的发展规律表明，任何重大发现都既是终点也是起点，陶寺研究亦当如此。

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同样值得关注。宋新潮副局长提出的遗址保护与展示思路，体现了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理念。将考古遗址转化为文化资源，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投资。这种"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模式，或可成为大遗址保护的典范。

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堪称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的缩影。从地层学、类型学到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论不断革新；从物质文化描述到文明进程阐释，研究层次持续深化。王巍所长称之为"里程碑"，实非过誉。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陶寺遗址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五千年前中国社会的大门。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把钥匙必将开启更多历史奥秘，为文化自信提供更为深厚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