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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邪貴乎早逐』是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提到的。這一思想被後世醫家推爲【溫疫論】全書的主線，筆者茲就這一觀點談談個人的認識。
【『早』爲防患於未然】
逐邪貴早，其實是自【內經】以來中醫臨床一直提倡的。吳又可倡『早逐邪氣』，其中有『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預防思想。葉桂也曾在治療溫病時，以滋腎養陰爲先，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亦即徐大春謂：『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岩疆也。』（【用藥如用兵】）
後來醫家推而廣之，將『安』的含義擴大到先行瀉法，如衛表證在銀翹散中加入芩、連、石膏，以防邪熱從衛表入肺氣等。但實際上，這種做法的始作俑者應推吳又可。
他認爲：『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致危殆，投劑不致掣肘，癒合亦易平復，欲爲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爲要耳。』顯然，他的『早逐』和仲景【傷寒論】『急下存陰』思想一脈相承，包含了『先安未受邪之地』，卻邪去實，未實先瀉的思想。
即驅除溫邪，應早於氣血津液嚴重耗傷，肌肉消耗，正氣虛損之時；反之一旦錯過時機，以溫邪殺人之速，正氣必然很快被耗傷，當客邪與虛弱的素體結合，即所謂『主客交渾』，則疾爲痼疾，縱使有方可循，也不那麼好治了。
可見，早字實含預防，顧護正氣，防患於未然的思想。
【『逐』在宣通開泄、因機而治】
宣通導引，給邪出路
吳又可逐邪，強調『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認爲『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邪從門戶而出，可爲治之大綱。』不過具體治法上，雖三法都爲宣通導引，唯下法使用較多，吐法次之，汗法最爲少用。
邪初在膜原，吳又可用達原飲疏利達邪，俟其內潰，而致邪從汗解。邪初離膜原而見黃苔，急用達原飲加大黃方，既疏利又通下逐邪。邪在膜原浮越三陽而見內結，則以三消飲，既消外經之邪，又消內結之邪，還續消不內外並表里之邪。若邪入里，則積極主張用攻下之承氣卻邪。
伏其所主，先其所因
首先，吳氏反對一見發熱，就概用寒涼的做法。他強調雖然溫疫一病，臨床上幾乎自始至終伴有熱象，卻不可概投寒涼。並解釋爲，發熱是因邪而起，邪之與熱，二者形影相隨，邪去則熱退；不逐邪而獨清熱，必無功而返。
爲此他特設【妄投寒涼藥論】篇，以黃連、大黃爲例，指出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守而不走；大黃苦而性通，寒而氣潤，走而不守。二者有一燥一潤一寒一通之別，故溫病臨床上同爲苦寒，大黃比黃連適用，說明了不可妄用苦寒之理。換句話說，用藥當對證，就溫病而言以逐邪爲用。
當然，後世醫家也認識到，吳又可對黃連、大黃的評價有點偏激。但也不可否認，他所闡發的邪與熱的辨證關係爲現代醫理所證實；而苦寒藥之所以能夠在溫病臨床上發揮作用，也是由於它能有效殺死致病微生物的緣故。
然吳氏逐邪最爲獨到之處，還是他善用下法，並提出了逐邪『勿拘結糞』的驚世之言。吳又可正確認識到邪熱與燥結的辨證關係，指出津枯血燥的老年人病後氣血未復，每生結糞而人無所苦，『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要知因邪熱致燥結，非燥結致邪熱也……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結糞也。』
因此，他在【溫疫論】中選用的45個方劑，有14個方劑里有逐下卻瘀的大黃，占全部方劑的近三分之一，並指出，『承氣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不及時攻下，拘泥於『下不厭遲』的教條，致邪不得出，猶如養虎爲患。爲此，吳又可特設【注意逐邪勿拘燥糞】一節。
客觀地講，吳氏『客邪貴乎早逐』的思想顯然有【傷寒】『急下存陰』的成分，他治溫多用攻下，且主方多爲三承氣湯，亦明顯是師承仲景；但吳氏對仲景之說顯然有所發揚。他跳出了原來【傷寒】三承氣『下不厭遲』的規則，將下法的範圍擴大到30餘症，而其指征皆爲舌苔由白變黃，心腹痞滿。
在藥物劑量特別是大黃的用量上，吳氏也明顯大於仲景，主張視病情需要而用之，不拘常量。在【急症急攻】一節，他指出在病情『一日之內而有三變』的情況下，用下劑應『數日之法，一日行之』。理由是『因其毒甚，傳變再速，用藥不得不緊』。這和後來疫派治溫的醫家都喜投重劑不無關係。
從吳又可對妄用寒涼以及『下不厭遲』的反對，可見他重視對病機的分析，臨證力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筆者又將吳又可的瘟疫派與葉天士一派醫家比較，兩者各有千秋。又可『客邪貴乎早逐』思想正可以挽救他專方治專病的偏激；葉派對症細緻，絲絲入扣的作風，恰可以彌補其有時藥力不夠的缺陷。
當然，在逐邪方面，又可一派並非占盡優勢，畢竟『先安未受邪之地』的觀點是由葉桂明確提出，可見他們對於正氣的重視更甚一些。比如該派的吳瑭，在運用下法時雖不及又可猛烈，卻更細緻地注意到正氣問題，而不是一味強調大黃的使用。增液承氣湯的運用即是明證。至於作爲後起之秀，吳瑭使下法更臻完善就不必說了。
但勿庸置疑，吳又可的【溫疫論】，尤其該書的合理內核『客邪貴乎早逐』思想，對其後的各派醫家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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