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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 徐景藩:衷中参西 融会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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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15-10-19 00: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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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于2015年逝世。他从医60余年,秉承家传,通晓古今,学贯中西。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当相互取长补短,把中西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徐景藩常谓,中医精于气化而粗于形质,而西医则精于形质的解剖。参考仪器检查并非丢掉中医特色,反可增加临床 “四诊”的手段,如B超、CT可以让望诊有“透视”功能,而胃镜检查则让大夫直接看到胃黏膜的表面,这些对辨证用药治疗都有帮助。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历来都不是故步自封的,它一直在不断吸取着同时代先进的科技成果,今天更应吸取其他学科(包括西医)知识,才能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因此,在临床上,徐景藩勤于思考,做到衷中参西,融会新知。

【提出“胃能磨谷论”】

    徐景藩结合古今文献,联系现代医学对胃生理功能的认识,提出“胃能磨谷论”,是对中医胃之生理功能之补证,临床也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程应旄在《医经句测》中明确提出“胃无消磨健运则不化”之说,强调了胃的消化功能。“磨谷”一词,生动地概括了胃的蠕动和消化过程。胃既有此重要功能,经过腐熟、磨化,才能完成“饮入于胃,游溢精气”(《素问•经脉别论篇》)的作用。此外,《难经•三十五难》提出:“小肠谓赤肠……胃者谓黄肠。”意即胃与小肠相连,有色泽之异,而胃与小肠上段尚有部分功能相似之处,两者协调完成“化物”的功能。十二指肠球部紧接胃腑,可以看成是胃的下部,故临床上该球部疾患(炎症或溃疡)表现的主症,也属于“胃脘痛”范畴。

【重视腹部切诊】

    徐景藩在临证之际,着重从医疗实践中总结经验。如对喻嘉言之“上脘多气,下脘多血,中脘多气多血”“上脘清阳居多,下脘浊阴居多”之论述,参合现代医学进行分析,认为上脘部包括胃底部位,气体自多,从上腹部切诊叩之成鼓音,X线钡透检查为胃泡气体之影可证实;下脘似指胃角以下,胃窦与幽门等处,存留胃液食糜,液质常存,犹如“浊阴”。将此论点运用于临床,提高了胃病的治疗效果。在诊断方面,徐景藩重视腹部切诊,认为切腹诊病,古已有之,非西医所特有,但现在许多临床医生往往忽视这一简单而实用的诊病方法,他总结了许多这方面的经验。如上脘(或至鸠尾)压痛,以气滞为主,多数属实证;中脘附近压痛,有虚有实;下脘压痛固定局限,血瘀为多;胃中有食滞,上中下脘均可有压痛;中脘与右梁门压痛,中虚气滞占多;自诉胃痛,按上腹无明显痛点者,以肝胃不和为多,病情一般较轻浅;按诊时均诉不适,有胀满之感而无压痛者,以湿阻气滞为多;胃脘各部轻度压痛,在右胁下亦有压痛,乃气滞所致而与肝(胆)有关,属肝(胆)胃同病;胃脘无压痛,唯有右胁下、不容穴等部有压痛,病位主要在肝(胆)。这些宝贵的经验,对胃脘痛的辨证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弥补了教科书的不足,特别是用两手中指(或食指)在两侧梁门、天枢穴外侧,交互用力按击腹部,随按即起,侧耳于脘腹部,闻得内有辘辘声响者,常为胃中有水饮。而这一体征,从西医角度来说,常提示有幽门梗阻,临床尤当慎重对待,切勿盲目而贻误了病情。

【创糊剂卧位服药法】

    又如受X线钡餐检查的启示,人在直立或坐姿时,由于重力作用,钡剂迅即流经食管而进入胃中,因此,在治疗食管疾病(包括炎症、溃疡、憩室炎)时,欲冀药物在食道停留时间延长,力求能起直接作用,徐景藩创“糊剂卧位服药法”。卧位服药,加上药糊的黏性,有利于直接作用于患病之所,且停留时间较长。将这些经验运用于临床,明显提高了食管病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对许多采用西医治疗,经久未效的患者,运用此法,坚持服药,均可收功。

【创榆菖煎浓缩保留灌肠】

    溃疡性结肠炎是目前世界的难治病,徐景藩联系该病的特点,大多以左半结肠为主,经过反复思考,多次临床实验,除辨证治疗外,创“榆菖煎”浓缩保留灌肠,可使药液直达病所。凡经服药加保留灌肠者,有效率较单纯服药者明显提高,因此,他也常常教导学生,临床要多思考、多分析,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中医的生命力,疗效是关键。

【擅用现代研究成果于临床】

    徐景藩常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西医常需激素控制病情,他认为在活动期可用生甘草,缓解期则用炙甘草,在腹胀、湿热证不是很明显时,用量可稍大,因为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甘草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抗炎及抗变态反应的作用,却无激素的副作用,对于本病是非常适合的。另外,甘草还有抗溃疡、抑制胃酸、解痉、保肝降酶、镇咳化痰等多种作用,因而对消化性溃疡、肝炎、咳嗽等病人,如能在辨证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药理作用选择,每可提高疗效。又如对免疫性肝病出现的黄疸,他擅用秦艽治疗,秦艽乃祛风除湿、和血舒筋、清虚热之品,但他通过阅读大量的古代文献,认为秦艽用于治疗黄疸早有记载,疗效确切,《本草纲目》则将秦艽列为治疗黄疸的主要药物,位于茵陈、白鲜皮后,大黄之前,有其深意。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秦艽有显著的抗炎作用,能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这一机制对免疫性肝病的治疗甚是相合。对于一些常用于治疗脾胃病的中药,都能进行深入的研究验证,如薏苡仁,常用于胃病夹有湿浊者,胃炎兼有息肉,或疣状胃炎而舌苔浊腻者,每用薏苡仁20~30克煎服,或以苡仁米与大米等量煮粥食之,常获良效,治愈者甚多。对于萎缩性胃炎胃窦部病变部位广而脘痛久发不愈,见舌苔白腻,湿浊甚明显者,常配用薏苡仁与陈皮泡水代茶,亦可取效。现代研究表明,薏苡仁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徐景藩在临床上从不将中西医决然分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博览群书,衷中参西,西为中用的治学特点。

把酒忘韵 發表於 2025-6-26 12:26 | 顯示全部樓層
徐景藩先生「衷中参西」的醫學思想,實為當代中醫發展之典範。其學術貢獻可從三個層面闡發:

一、方法論的突破——氣化與形質的辯證統一
徐氏提出「中醫精於氣化而粗於形質,西醫精於形質而疏於氣化」的論斷,深得《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精髓。這種認識超越了簡單的中西醫結合,而是從認識論高度建立新型診療範式。其運用現代影像技術延伸「望診」範疇,恰如王叔和《脈經》吸收當時解剖知識,體現了中醫「苟日新,日日新」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徐氏強調儀器檢查需以中醫理論為綱領,如胃鏡所見黏膜病變仍須辨別寒熱虛實,此即《醫學源流論》「借器明理,非以器代醫」之真諦。

二、理論創新——「胃能磨谷論」的學術價值
徐氏考據《難經》《素問》等典籍,結合現代胃動力學說,提出「胃能磨谷」理論,具有三重意義:其一,補益《內經》「胃主受納」的單向論述,完善了「受納-磨化-傳導」的生理鏈條;其二,將十二指腸病變納入胃脘痛範疇,暗合張仲景「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的整體觀;其三,「磨谷」概念形象化表述胃的機械消化功能,較之金元醫家「腐熟水谷」說更契合物性原理。此論非但未悖離經旨,反使《靈樞·平人絕谷》「胃滿則腸虛」的經文獲得現代詮釋。

三、診法拓展——腹診的科學內涵
徐氏發展的腹部切診法,實為對《傷寒論》腹診傳統的創造性繼承。其將喻嘉言氣血分區理論與現代解剖對應,揭示出:上脘鼓音區應於胃底穹隆,恰合《醫宗金鑒》「胃之上口賁門」之說;下脘濁陰區對應胃竇部,正應《醫林改錯》「津門貯津液」之論。這種定位診斷使《金匱要略》「按之心下滿痛者為實」的樸素描述轉化為可操作的診斷標準,尤其對功能性消化不良與器質性病變的鑑別具有臨床價值。

徐氏學術給當代中醫的啟示在於:守正創新當以經典為體、現代為用,正如《溫病條辨》融會傷寒之理而創三焦辨證。其「胃能磨谷論」提示我們,中醫理論的現代詮釋,既要符合傳統思維模式(如取象比類),又需經得起實證檢驗。這種「以中統西」的學術路徑,或為中醫現代化提供可行範式。
得瑟炊烟花 發表於 2025-7-8 00:21 | 顯示全部樓層
徐景藩先生“衷中参西”学术思想刍议

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衷中参西,融会新知”之学术理念,实为当代中医发展之重要范式。先生深谙“气化”与“形质”乃中西医认知体系之枢机,其以开放包容之胸襟融通二者,非但未损中医本色,反令传统诊法获“他山之石”之效。今试从学理层面阐发其要义。

一、形气互证的理论突破
徐氏“胃能磨谷论”实为传统气化理论与现代解剖生理学之创造性结合。《素问》言“胃主受纳”,《难经》谓“胃为黄肠”,皆侧重功能描述。先生引入现代胃肠动力学研究,以“磨谷”喻胃蠕动与机械消化过程,使“腐熟水谷”之抽象概念获得形质基础。其将十二指肠病变纳入“胃脘痛”范畴,既符合《内经》“胃络通心”的经络理论,又与消化系统连续性解剖特征相契,堪称“以形证气”之典范。

二、腹诊科学的现代诠释
先生对喻嘉言三脘理论的发挥尤具方法论意义。其以X线钡餐透视印证“上脘多气”为胃泡气体显影,用胃镜观察佐证“下脘浊阴”即胃窦部食糜潴留,此乃传统“司外揣内”诊断法与现代影像技术的完美结合。更可贵者,先生将腹诊压痛特点与病机辨证系统对应:鸠尾压痛主气滞、下脘固定痛属血瘀等经验,使古法焕发新生。这种“以器明道”的研究路径,恰合《医宗金鉴》“触类旁通,允为医门真谛”之训。

三、中西互鉴的临床智慧
先生临床实践始终贯穿着“执中融西”的思维。胃镜检查本为西医之术,先生却化用为“望诊延伸”,通过观察胃黏膜色泽、溃疡形态辅助寒热虚实辨证;B超探查胆胰,亦成为判断少阳枢机是否调达的新依据。此正暗合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取西法之所长,以补吾法之所短”的学术主张。

徐景藩先生之学术实践启示我们:中医学术之生命力,正在于“守正”与“创新”的动态平衡。其以传统理论为体,以现代科技为用,既避免了“以西释中”的削足适履,又突破了“固守旧说”的窠臼。当今中医发展,尤当秉承此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学术态度,方能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化。先生虽逝,其“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仍为后学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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