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言的文学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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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来源: 中国民俗学会

关键词：方言　文学功能
《内容摘要》：方言的文学功能是指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是文学作品中刻画人物、抒发情感、揭示文化的得力工具，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表现手段，更是当代语言学家研究历代语言面貌的重要依据。强调方言的文学功能和普通话的推广并不矛盾。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每一步推进都没有对方言做简单化的否定和排斥。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也总是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方言与普通话在创作中各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和表达优势。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依然可以发挥方言之长为中国的文坛增光添彩。
《关 键 词》： 文学与方言 文学方言地位 文学方言功能 文学方言与普通话
作　者：柯 玲，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2240020）；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02级文艺学博士生（200062）
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作用是一个有点微妙色彩的话题，也是一个当今人不愿多谈的问题。因为随着“推普”运动的深入开展，讲普通话已经是中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公共交际场合方言的活动天地在日渐缩小。但方言作为一种言语形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文明的一种化石，自有它存在或消亡的合理性。方言在某些场合的作用可能还是普通话所无法取代的：亲人团聚，乡音使人倍感亲切，普通话则有点拒人千里；文学艺术中，方言使作品风格纯正自然，普通话则带有一定的装饰性。“方言文学”的概念至今被人们沿用，至于地方戏曲评书弹词一类，更是与方言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笔者尝试着对方言的文学功能做一粗略的梳理，力求对方言在文学中的实际作用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文学方言存在的必然依据。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工具、手段，也是文学的实质。到了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语言”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大人们的关注。文学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一种，但它和普通语言又有显著的区别。普通语言是外指的，文学语言则具有内指性。因故文学语言比普通语言更讲究心理蕴涵。实事求是地讲，各类语言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情感的恐怕是非方言莫属了。文学家运用语言，自有其特别的要求和原则，文学语言只会完善原有的语言体系而不会改变它。但如果把目光从标准语――汉语普通话扩大到全民语上，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文学采撷的，确实不单是标准语。它还涉足方言俚语、文言古语、外来语等成分等领域，空间和时间上都超越了现代普通话的范围。因而一些人认为，标准语牢笼不了文学语言，后者获得了独立的身份。①这个逻辑推论，听来言之成理，但并无实际的意义。我们看重的是，从语言体系上说，文学语言不管怎么广收博采，根基没有动，结构没有动，仍然不失为标准语的一个变体。
文学语言和全民语，从任何意义上说都脱不开源和流、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细辨起来，在结构上体系上，文学语言只不过是全民语里的一个普通成员。然而在实际交际中、话语中，它却独树一帜，雄居于其它语体之上。其间种种区别的基础，都可追溯到审美功能的存在。文学语言也可大致分出诸如：文言型、规范型、方言型、欧化型等等，某一部文学作品常常设一种主色然后调理五彩，融成一体。本文要说的是对应于“官话”的“方言”在文学中的特殊功能。
在北方话取得了规范的地位之后，各类方言作为区域性生活交际语言，逐渐退出社会性交际，更不再用做文学的工具了。现在绝大多数作者也有着用标准语写作的高度自觉，力争为祖国的“推普”运动做出贡献。但文学方言还是一时无法决绝的。而且方言这的一些成分如：语言、语法、词汇、修辞现象，倒是常被标准语吸收。个别的也还进入文学，充作地域和方言的标志，负有修辞的使命；甚至还发展起一种“乡土型”的文学语言。
我国幅员辽阔，民情文化、习尚语言，随地而异。表现一地的生活，描写一地的人物，必得展示出此地的独有色彩。方言因其结构要素（语音、语法、词汇）有悖于民族语的规范而不能使用。但方言的文化负载对文学却是不可或缺的。方言的话语，除了传达信息，往往透射出一方人们的性情喜好、想事和言谈的特点。在本地人和异乡人的眼里，这种话语能显示出地方风韵，传达出乡土的情趣，而独特的乡土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追求的。
但口语的方言和作品中的文学方言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学方言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在辞章上剔除了一些突出的方言形式，保留地方话的精神，这就是乡土型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甚至将方言口语形诸文字本身也常常带有创造的色彩。文学作品（地方戏曲除外）中方言往往已经是在舍形取神地运用民族语的材料。近代经典小说几乎篇篇如此，即使在现代小说中，方言写得有声有色、耐人寻味的也不在少数。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阿城等人小说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乡土味。使用本地方言行文，从而带有了很强的地域色彩。经过加工提炼后的各地方言纷纷进入小说等文学体裁中，也使得白话文进入了一个异常丰富的阶段。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类作品，无一例外地反映着丰富的语言文化风貌。今日的文学作品中也还有不少作家情不自禁地运用方言来表达情感、刻画人物。推普运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艰难的克服方言问题。但克服和灭绝不是同义词。文学方言在文学史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并且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也还会继续发挥其特有的功能。
写作本文绝无贬低或排斥普通话的意味。方言是中国文化中渗透力较强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可以说方言是文化的凝聚点，其文学功能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作者：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