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次子代善:获"入朝不拜"特权(图)

天聪汗与三大贝勒并坐图。资料图片

    同气失欢，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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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k% q& Q  \& [) ?    说起代善与太宗之间的交恶，其实都是围绕着汗权而展开的。在汗位竞争中，太宗终于成了一国之汗，但此天聪汗却不是如其父一样的天命汗，从各个方面衡量两者之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简而言之，太祖是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翦除胞弟舒尔哈齐后更是实现了对权力的独占。而皇太极继位后，其“汗”的地位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他面对的是年长于己、实力在握的以代善为首的三大贝勒，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极为错综复杂。所以，初登汗位的太宗，不可避免地与兄长代善之间产生了摩擦。

) x1 a' _8 V9 }' u0 Y    即位伊始，太宗表现得相当客气，以三大贝勒有拥戴之功，宣布并不“以臣礼待之”，而是向兄长们执弟子之礼，甚至作为天聪汗的太宗要与代善等三大贝勒并列同座而接受其他贝勒大臣的朝拜。但代善等对于汗之权威也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如天聪三年(1629)，太宗亲率八旗大军伐明，行至中途，代善与莽古尔泰意欲回兵，太宗虽心有不满，但也不得不同意还师盛京，幸而有岳托、济尔哈朗等提出反对，代善才不得不被迫同意进军。类似的事件，在太宗亲征察哈尔时又再次发生。所以，天聪年间的汉族大臣说，作为天聪汗的太宗不过是一个“正黄旗”的旗主贝勒而已。

+ ^8 Q% n9 r  u3 a6 o# F1 i/ r    而大贝勒代善虽无争位之心，但其做“太子”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如贪财、私心重等弱点仍一如既往，如“赏功罚罪时”，代善一贯的表现是“偏护本旗”；当多铎出征未归而太宗忧心不已之时，代善则“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疲瘦”，而当太宗欲派兵援助多铎时，“正红旗马匹独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太宗因此责备代善，“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将不往应援”，你会心安理得吗？加之代善教子无方，诸子“借名放鹰”动辄擅杀民间牲畜，幼子瓦克达更是“奸人之妇，窃人之鹰”，甚至从永平偷偷地带妓女归家……而最令太宗气愤的就是代善竟然违反众议，不仅拒娶囊囊太后，而且还与哈达格格莽古济一起心怀不满，“结党宴会”反对自己。

    天聪九年(1635)，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后金摧枯拉朽的攻势下逃至青海病死，其众位妻子遂陆续率部众前来归降。因太宗先纳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即衍庆宫淑妃)做了表率，所以前来投诚之林丹汗的女眷们都相应有了各自的归宿。史载，在诸贝勒议定此事时，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因其嫡福晋新亡，而林丹汗妻苏泰太后乃是其嫡福晋之妹，故“心欲娶之”，诸贝勒即以济尔哈朗之意禀明太宗，太宗询问诸贝勒之意见，“诸贝勒皆言当允其请”，太宗遂答应了济尔哈朗。而大贝勒代善得知此事后，“独违众论而欲自娶”，并亲自当面向太宗请求，无奈之下，太宗反问代善说，“诸贝勒先已定议许济尔哈朗矣”，兄长你是知道这件事来向我请求的？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才向我请求的呢？代善十分尴尬，急忙推说不知。但过后心中毕竟不甘，私下里曾多次说“欲强娶之”。

    因众贝勒议定大贝勒代善应娶的是囊囊太后，所以太宗即遣大臣满达尔汉等往谕之，结果代善却说，囊囊太后太穷了，我不娶她――拒绝了太宗之命。气得太宗说出“凡人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其财物而娶之之理乎？”的质问之语。代善后听说林丹汗的妹妹泰松格格“饶于财”，即启奏太宗“欲娶之”，太宗只好准其所请。最后，因为代善拒娶囊囊太后，太宗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纳囊囊太后为侧福晋，即后来的麟趾宫贵妃。

    本来此事到此终于可以收场了，但代善对于争娶苏泰太后未果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又赶上太宗长子豪格娶了林丹汗之伯奇福晋为新福晋，而太祖第三女哈达格格的长女本是豪格之嫡福晋，所以哈达格格以为“我女儿还活着呢，贝勒豪格凭什么又娶新福晋？”遂怨恨太宗，不仅不出席婚礼而且私自返家，代善闻之，立刻遣人于中途截住哈达格格，两人立即打得火热，发了许多怨恨太宗的牢骚。

    这引起了太宗的强烈不满，一怒之下太宗关闭大清门而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因为太宗以为既然尊我为君，那么就应“制令统于所尊”而不能轻视汗权而肆意妄为，现在代善反其道而行之，“朕所爱者而彼恶之，朕所恶者而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于是，太宗称“朕将杜门而居”，你们再选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

    一国之君罢工了，众贝勒大臣急忙集会议定代善之罪，“拟革大贝勒名号并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然后，众人跪于大清门外，恳请太宗出来“亲决万机”。太宗遂临朝听政，命“从宽免革代善贝勒之职，并归还代善十牛录属人”。因为太宗的目的已达到了，他要做的是将以代善为首的专横跋扈之贝勒特权压抑至不再对汗权构成挑战的程度即可，而并不需要撤废贝勒之特权。

    崇德元年(1636)四月，太宗面南称帝，54岁的代善名列第一，被封为和硕礼亲王。但崇德年间两兄弟间还是时有矛盾产生，如崇德二年(1637)，太宗即在崇政殿向代善发出质问，说虽然因兄长年事渐长而免其朝贺，但有一天，代善竟然自己牵着马，手里拿着坐垫，独自一个人来朝见太宗。面对代善的此种作派，太宗又好气又好笑地问，兄长你是敬我呢？还是对我心怀不满呢？为什么身为旗主贝勒，却连个侍从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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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七月，太宗亦曾在出征朝鲜期间，因代善多选侍卫12员而历数代善以往之过失。但由于在大是大非面前即在太宗与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斗争的关键时刻，如天聪四年(1630)幽禁阿敏，天聪五年(1631)革莽古尔泰大贝勒爵位，代善总能站在太宗一边，是故太宗虽对其时有惩戒，但彼此间却一直相安无大事，而且太宗对代善仍信任有加。崇德三年(1638)五月，代善的手下属人觉善私下里说了许多对太宗的不恭之词，议政贝勒大臣议代善心怀悖乱，定削其王爵，但太宗认为此事与代善无关，不许累及礼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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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代善与太宗之间的不合，都与太宗即位后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相关，太宗要确立的“南面独尊”决不仅仅是个形式，他要的不是与三大贝勒“共议国政”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所以代善后来变得唯太宗马首是瞻，一方面体现的是满族新旧制度与文化并存与递嬗，另一方面也表明汗权在与旗主并立局面的斗争中渐居上风。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一变化应是清初国家形态朝着进步方向变迁即封建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