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摘要：《尚书》有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所谓“九州共贯、多元一体”，非仅疆域之谓，乃天地之道、人道之序见于政教者。本文考经据典，溯源“大一统”之本义，稽考三代以至于汉唐之制度因革，辨析“多元”与“一体”之辩证关系，揭示华夏文明以礼乐为纲、以文教为维、以王道为归的统一之道。大一统者，非宰制万邦、齐同风俗之强制，乃乾坤并育、万物咸宜之中和。此正《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旨，亦为天下为公、民胞物与之大道所在。

关键词：大一统、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王道、礼乐文明、经学传统

大纲：

一、释名以明义：大一统之本旨与源流
第一节 “大”与“一统”之义解
第二节 经传所见“大一统”之始源
第三节 大一统与王者法天之义

二、九州共贯：地理空间与政教秩序的贯通
第一节 禹贡九州与天下观念
第二节 疆域之统一与道路之通达
第三节 郡县制之确立及其大一统意义

三、多元一体：文教之统合与地域之多元
第一节 “和而不同”与一体之维
第二节 礼乐教化与移风易俗
第三节 历代治理之“因俗而治”与“修其教不易其俗”

四、大道之行：大一统的义理内核与天地境界
第一节 王道政治：仁义为本、民生为念
第二节 家国天下：修齐治平之一贯
第三节 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形上依据

五、古今之变：大一统传统的现代启示
第一节 文明延续与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第二节 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义
第三节 结语：大一统之道恒久不息

一、释名以明义：大一统之本旨与源流

第一节 “大”与“一统”之义解

今人言“大一统”，多泛谓疆域辽阔、政令划一、势力强盛之谓。然以字义考之，古义殊不然。“大”在此非形容词，乃动词，亦表尊崇之意。所谓“大一统”，犹言“尊大一统”、“以统一为大”，而推阐其根本义蕴。

考“统”字之训，《说文解字》释曰：“统，纪也。”段玉裁注谓“纪者，别丝也”，引申为总系众目之纲维。而“一”者，《说文》释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乃天地之大原，万化之本初。故“一统”非简单之整齐划一，乃指王者受命于天，体元以正始，总摄天地人之道于一贯之统绪。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中何隐之也？何言乎子赤也？……大一统也。地有九州，故使同之；天有列宿，故使齐之；人有上下，故使序之。王者修其始，以正其本，则天下正矣。”

此段乃“大一统”一词之最著名出处。何休解诂谓：“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系于正月，故云大一统也。”可见，大一统之根本义在于王者受命，奉天正始，使天下万事万物统系于一道。此非强权之压制，乃“正本”之事业。

第二节 经传所见“大一统”之始源

“大一统”观念之渊源甚古。观《尚书·尧典》开篇：

《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王者之德普照四方，通达天地。“协和万邦”更点明政权之规模不在于征服，而在于以德和合万邦。此为大一统之德性根基。

又如《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为西周大夫所作，所表达者非专制之占有，乃天下共主之政治理想与文明认同。又《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此语极精辟地揭示出大一统内向的“家族化”与“身体化”的天下秩序——天下非君王之私产，乃一大家庭；中国非离散之人群，乃一身体。

第三节 大一统与王者法天之义

大一统之哲学根据，在于法天。《周易·系辞上传》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天地有其秩序，人间之政教秩序亦当效法天地。而“统”之观念，又与《易》之“元”义相通。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云：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董子将“元”与“王”贯通，谓王为人之始，王之正否关乎天地气运。这正是汉代公羊学“以元统天、以天统王、以王统政”的宇宙论图式。此图式保证了大一统不只是权力之统一，更是实现天地宇宙和谐之责任。

二、九州共贯：地理空间与政教秩序的贯通

第一节 禹贡九州与天下观念

“九州共贯”一语，直承《尚书·禹贡》之九州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此不惟地理之划分，更寓政教之统理。《禹贡》序云：

《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九州者，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是也。“九州攸同”，谓九州之政教风俗虽异，而皆归于一统。“四海会同”，言天下诸侯朝会于天子，如百川之归海。从中可见，大一统之空间观，是以“九州”为文明之基础疆域，更以“四海”为声教所暨之范围。儒家之天下秩序，讲究“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但此内外之别非固定不变，而是以礼义升降为标准，进而体现出《春秋》所谓“中国”与“四夷”并非种族之隔，乃文明之判。

第二节 疆域之统一与道路之通达

九州共贯，非徒具版图之名，尤须有政教施行之实。周公营洛邑，以为天下之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此可见周人已极其重视地理之中的枢纽意义。秦始皇并六国，一四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为大一统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至汉武帝北逐匈奴、西通西域、南定百越、东平朝鲜，汉家疆域“地东不过会稽，西不过葱岭，南极海南，北尽朔漠”，而朝廷设置十三州刺史部，以六条问事，以察举郡国——此为大一统在行政监察制度上的具体落实。

然须辨明：大一统并非否定地方之差异与自主。《礼记·王制》有云：

《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此经意至为宏大。因天地自然之异而民风异俗，此乃不可强致之事。然“修其教”者，以礼义廉耻涵育之；“齐其政”者，以纲纪法度范卫之。政教虽齐，而风俗不必强同。这正是大一统与多元并存的最古典的经学依据。

第三节 郡县制之确立及其大一统意义

从封建到郡县，是中国政治制度演变之大关键。柳宗元《封建论》论之最畅：“秦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柳子非主张废古，而是指出世势所趋。郡县制的核心意义在于：将天子与天下万民直接纳入同一个政治空间与法律秩序，国家之官吏不再以世袭贵族身份临民，而由朝廷选贤任能。汉承秦制，又损益封建，兼行郡国，然武帝推恩以后，诸侯势弱而朝廷愈固。

就此而言，大一统的实现离不开士人阶层的兴与“选贤与能”的制度化。汉之察举、隋唐以降之科举，皆以文教引领政治，将各地方之才俊不断吸纳入统一的官僚体系之中。《汉书·循吏传》所载文翁治蜀、龚遂治渤海，皆以儒术润饰吏治，使“道”随政行而化及四方。这才是“九州共贯”最深刻的内涵：非仅广土众民之隶属关系，而是以道义为机枢的文明共同体的有机联系。

三、多元一体：文教之统合与地域之多元

第一节 “和而不同”与一体之维

“多元一体”之说，古已有之，唯古人措辞不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郑玄注“和”谓“谓心和”，然推而广之，亦可以形容政治上邦国之间与地域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和”者，如和羹，水火醯醢盐梅相济而成味，非以水济水之“同”也。“同”则单一而寡味，“和”则丰盛而协调。

汉儒董仲舒论“一”与“多”的关系时也说：

《春秋繁露·天道施》：“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天地之施，虽广不遗；阴阳之化，虽杂不越。”

天道之一而不遗、杂而不越，乃是“一体”之最恰当描述。天地施化，广大悉备而无遗漏；阴阳错杂，变化万端而不越其序。大一统中的“一体”，应如是理解：多重之文化、族群、风俗协和于一个文明框架之内，而同归大道。

第二节 礼乐教化与移风易俗

实现多元而能一体的根本机制，不在暴力之镇压，而在礼乐之教化。《孝经》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礼乐相济，能使各地之民俗在保持其特色的同时，共臻于中正平和之境。

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其所制定者，非仅朝廷之仪节，实为天下共同之文明秩序。分封之诸侯虽各有国俗，然皆以周礼为共同之文明纽带。至春秋时，吴、楚虽自居于蛮夷，而渐习中国之礼乐文明。楚庄王问鼎之轻重，王孙满对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此典故说明：周之维系天下者非武力，乃德与天命所代表的礼乐文明传统。

至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经学立教，天下士人共习五经，乃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以儒家经典为公共文明基底的大格局。西汉宣帝甘露三年（西元前51年）石渠阁议经、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观议经，皆集合天下硕儒，论定五经异同，以钦定制式来统一学术之宗旨。此事表明：大一统需要思想层面的“定于一尊”，然此一尊非君权之专断，而是经学之公议。

第三节 历代治理之“因俗而治”与“修其教不易其俗”

中国历史上众多王朝治理辽阔疆域，皆注重“因俗而治”的智慧。此非自汉始，亦非独儒家有之。《礼记·王制》已指明了这一方向。汉代在西域设都护，赐印绶，而不改变当地君长的统治方式；唐代羁縻州府制度亦以“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为要旨。

更须阐明的是中国之“天下”秩序中处理族群关系的大义。《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一传统极为重要：民族之别，依归于文化与道德之践履，而非血缘外貌之任意判别。韩愈《原道》曰：

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然则“进于中国”的标志是什么？是接受仁义道德、礼乐教化。华夏文明共同体之大门始终向一切慕义向化者敞开。这一开放性格决定了多元族群能够在认同中华文明的前提下一体共存。清人段注《说文》“夏”字谓“中国之人也”，而其内在判别标准确乎在礼义者。当元魏孝文帝行汉化改革，当辽、金之君亦取法中原制度，皆可见中华文明笼罩之广大与接纳之从容。

四、大道之行：大一统的义理内核与天地境界

第一节 王道政治：仁义为本、民生为念

大一统之政，非霸道，乃王道。孟子见梁襄王，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此问答有千钧之力。统一不是靠武力嗜杀来取得最终稳固的，唯有行仁义、得民心者，方能真一天下。《孟子·公孙丑下》更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谓，明示大统一之根基在于人心之间背。

又《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治国平天下者，当以义为先。所谓王道者，即先王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之道，将仁心推及于政，实现养民、教民、安民。孟子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此王道之仁不仅施之于人，且泽及万物。大一统之天下秩序，当以民生为念，非以版图扩张为功。汉文帝之宽省、唐太宗之贞观、宋仁宗之仁厚，皆近于王道气象。

第二节 家国天下：修齐治平之一贯

大一统的另一个层次，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性。《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即“内圣外王”的展开。天下不是抽象的政治单位，它由无数个家与国层层嵌套而成，而最根本的原点是“身”。每个人的德性修养是整个文明共同体秩序的细胞；天子亦当先正其心，方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大一统的秩序，不是依靠外在机器的强力维系，而是依赖由内而外的道德自觉层层扩展，如同石子入水，涟漪无限——此即“家国天下”的同构逻辑。所以《孟子·离娄上》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是“一体”之极具深意的注脚：连接九州万邦的，归根到底是“人人皆有之善性”。

第三节 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形上依据

《周易·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大人”，正是大一统之“王者”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与宇宙的大化流行同其节奏。

《中庸》更其深切：

《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此章极要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即多元而不争；道并行而不相悖，即天下各道可以并行不悖。这正是“多元一体”最佳的形上描述。天地之大，正在于能容纳诸多德性、诸多族群、诸多学问，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小德川流”谓万事万物各有其生机流行；“大德敦化”谓万物在更高根源上归于一统。那么此“一统”便不再是一国一君之统，而是天道之运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交响。由此，大一统具备了最高的哲学意义：它不再是人间的权谋事功所能局限，而得契入天地生物气象。

五、古今之变：大一统传统的现代启示

第一节 文明延续与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所赖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虽经分合，终归统一。此非偶然，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所系。因为大一统绝不只是政治形式的选择，更是文明存续的条件。《春秋公羊传》曾评价齐桓公的霸业：“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可见在当时人看来，“中国”作为文明统一体，在四裔侵逼之下随时有断绝的危险，而有霸主尊王攘夷，乃能维系不绝如缕的华夏文明命脉。

由此可知，先秦至两汉的“大一统”意识之所以强烈，是因为古人深知文明共同体存续的前提是政治体的统一。反观欧洲，由于未能形成长期有效的统一，其文化在漫长中古时期虽以基督教维系精神统绪，却仍因政治分裂而内耗不绝。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大一统之道相助而成。这一观察可启发今人政治团结、文化独立、经济自强在今日之大国竞争时代犹为至要。

第二节 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义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亦能提供面向世界的智慧。《礼记·礼运》：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之义，不期一国之利，而期天下之共利。大一统的精神不应被局限于中国一域。推而广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缔造，也可以从中华文明的统一经验中汲取营养。诚如《尚书·尧典》所言“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国语·郑语》引史伯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和谐的多样性为基础的一体化，正是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共同法则。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尊重彼此文明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探寻人类未来之道，此即中华“大一统”智慧的世界性启示。

第三节 结语：大一统之道恒久不息

综上所论，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之大一统传统，实为中国文化之核心精神。《易·系辞上》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大一统”为器，则其道在于天地之序；若“大一统”为政，则其德在于仁义之心。唯有将道器合一、政德相须，大一统才能成为真实可久的文明秩序。

当今天下，世变方亟。中华文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重新理解自身的经典传统，而不必事事以西为师。古圣垂训：“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汉书·董仲舒传》）今吾辈所当务者，即在如理如实以护持此常经通义，使其顺应时势而重新焕发，协和万邦。唯仁者宜在高位，唯道者能久于天下。九州共贯之道，将如日月之明，历万古而不易；多元一体之统，必如江河之行，经百折而必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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