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之死，重要原因是是帝王術，還是自負？晁錯一心為國為民，卻腰斬族滅，對於後世儒生，或者說仕宦的影響如何？對於東漢以後社會風氣的影響如何？

摘要：晁錯之死，非徒出於帝王權術，亦由錯之剛愎自任，刻深寡恕，昧於【易】『君子見幾而作』之義。其鑑戒深矣：後世儒生以之為龜鏡，知『道不合則卷而懷之』之理；東漢節義之盛，實乃矯西漢以法術馭臣之弊，然其弊亦在名節過亢，於政道之從容中道有所虧欠。本文謹析其緣由、流變與影響，以明儒學體用之辨。

關鍵詞：晁錯；帝王術；剛而犯難；儒生出處；東漢名節

大綱：

一、引言：晁錯之死案由考辨
（一）史實鈎沉：從【史記】【漢書】看錯之死因
（二）問題之鑰：帝王術乎？自取其禍乎？

二、析其本原：晁錯學術與性格之失
（一）申商刑名之染：學尚刑名，務為峭直
（二）剛愎犯難之失：不度時勢，不恤人言

三、帝王術之辨：景帝之心與漢廷之局
（一）景帝之『智囊』與棄子：權謀出於自保
（二）袁盎間言與諸侯之怨：術之反噬

四、影響之流變：儒生出處與仕宦範式之轉變
（一）西漢中後期：儒術緣飾，剛直者隱
（二）東漢節義之興：矯枉過正與名節之累

五、結論：剛柔適中，儒者大義與天人之道


一、引言：晁錯之死案由考辨

【漢書·爰盎晁錯傳】：錯為人峭直刻深。

晁錯之死，為漢家一大公案。昔者錯以景帝『智囊』之尊，位居御史大夫，力主削藩，以尊天子，安宗廟，志在社稷。然未及數月，衣朝衣斬於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悲夫！其罪狀乃『亡臣子禮，大逆無道』八字，而其實際緣由，千古聚訟。

考其近因：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景帝聽袁盎言，欲以殺錯謝天下。此史家所共見。然關鍵之問在於：景帝何忍於一言而棄股肱？錯之死，果為帝王權術之必然犧牲乎？抑或其自身學術、性格、處事之道，已自蘊殺機乎？昔太史公云：『晁錯峭直刻深。』此四字實為全案之眼目——不獨謂其用法嚴刻，亦謂其侍君處友、謀國慮事，一概以『峭』為鋒，以『刻』為刃，以『深』為謀，而獨缺圓融謙退之節。故錯之死，非僅死於景帝之忍，亦死於自身之『剛而犯難，直而無禮』。

二、析其本原：晁錯學術與性格之失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晁錯之學，非純儒也。其本在申商刑名，而緣飾以儒術。觀其上景帝【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皆務為切實可行之術，力排眾議，語鋒峻利。此乃基於法家之『信賞必罰』『以法為教』，而非基於儒家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德性教化。又【漢書】記其為人『峭直刻深』，師古註：『峭直，言性太急也。』遷怒於父，其父謂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藥死。父之明察，正與錯之執迷成反照——錯執『削藩』之政見如金石，不能委蛇於君親之際，亦不能審度禍福之機。

更以義理揆之：儒者事君，貴乎『忠』而不貴乎『訐』；貴乎『誠』而不貴乎『術』。錯建言削藩，其動機可謂忠也，然其手段殆近於『術』——運用讒間、刺探諸侯過失以為口實，此其取禍之由也。【易·乾卦】云：『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亢龍有悔』之義，正可斷晁錯：錯攻於謀國，拙於謀身；知進之利，不知退之吉；知削藩安劉之功，不知諸侯與朝臣合謀反噬之禍。其父泣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明問也，錯仍答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執一而不化，固貞固之德，而非時中之智也。

【周易·繫辭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晁錯所為，儒術與法家相雜，偏於一端而失之於剛。謂其『自負』，非苛責也。此『自負』非僅性情之傲，更是學術之蔽——惟知申商變法之快意，不見儒者禮樂之緩和。

三、帝王術之辨：景帝之心與漢廷之局

然則晁錯之死，僅一『自負』所能盡乎？景帝在其中，豈真如文帝之慈厚，全無自主之權柄？且觀【漢書·袁盎晁錯傳】所載：

【漢書·袁盎晁錯傳】：及錯已誅，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吾亦恨之』，百代之憾也。景帝之恨，非悔殺錯也，乃恨己之誤信錯之可棄也。謂景帝無帝王術者，不察其沉深之性也。景帝刻薄寡恩，類於乃祖高帝，而機變過之。其於周亞夫，以細過陷之，亞夫不食而死；其於晁錯，借袁盎之讒而誅，藉吳楚之兵以卸責。此乃粹然法家之御下術——臣者，器也；用則置之，危則棄之。然而此術之行使，必待臣下自毀其可用於『術』中之德。晁錯若如後漢之袁安，外示渾厚，內持正論，維繫宗室與外戚之平衡，使君不敢輕棄，則不至於死。惜錯鋒鏑太露，為景帝所窺底裏——知錯無黨援、無退路、無保全己身之智，遂成棄子。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景帝之術已深；晁錯之愚，在於不知君之深術而自以為得君之專寵。其父之語，已明示其癥結：『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朝臣之怨恨，諸侯之切齒，竇嬰之隙，袁盎之仇，錯皆不以為憂，以為天子信己萬一。然天子之信，非牢不可破也。【韓非子·說難】云：『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景帝之逆鱗，非在諸侯，乃在『天子之權——我可用錯，不可為錯所用』。

由此觀之，晁錯之死，乃『帝王術』與『自身性格悲劇』交媾共謀之結果。帝王術為外因、為誘因、為刑刀；性格之不正、之術不圓，則內因、為主因、為死地。二者合，故有東市之誅。

四、影響之流變：儒生出處與仕宦範式之轉變

晁錯之死，非一人之死也；乃西漢儒生仕宦範式之一大變局，深沉地影響東漢乃至後世之士氣與政風。

【史記·儒林列傳】：（漢興）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晁錯身為碩儒（曾受【尚書】於伏生）而從政，其死帶來的直接警誡是：以『純粹直諫』『峻急變法』之態在景帝朝行申商之實，必無善終。由此，西漢中後期儒生之仕宦風格，由是轉趨多重面貌：

其一，以董仲舒、公孫弘為代表，開『儒術緣飾吏治』之風。仲舒明於【春秋】災異，然其『天人三策』於武帝前立論圓融，不為峭直之語；公孫弘以布衣入相，封平津侯，然其學『緣飾以儒術』，汲黯當面譏其『多詐而無情實』，弘不怒而笑。這是對晁錯之死的體制性適應——在君主專制日益強化之際，儒生若不欲速死，必得『委曲求全』或『力行禮義於制度之中』，而非以一人之剛直與君王之意志正面對撞。

其二，以汲黯為代表之『直臣』傳統雖未絕，然在漢武時期一碰即折：汲黯罷官，主父偃被族，終漢之世，漢初賈誼、晁錯那種領袖群倫、銳意變更的謀國大儒，幾乎絕跡於朝堂之上。儒生們不得不承認一個冷酷的現實：君主不會為忠言而容其動搖朝局之根基。『晁錯式』的『純臣』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緣飾型、文學侍從型、或者獨善其身型的儒生——漢武朝之詩賦儒臣，元成朝之議禮醇儒，皆是其變。

其三，對東漢而言，其影響更為深微。王莽篡漢，士人始悟一味委曲求全之非；光武中興，獎勵氣節，於是東京之士，風節自勵，嚴子陵之釣台，卓茂、魯恭之仁厚，張綱之埋輪，范滂之攬轡，皆以節義自期，恥事權貴。然東漢末年所謂『名士』之清議，士人動輒『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品評主公，幾同裁判，此中積極面固多，而其消極面——重名輕實，結黨標榜，譏彈無度——亦已萌芽於此種『節義』精神之中。此非晁錯之死造成的直接後果，晁錯之死所示範的是：若儒生與權力正面衝突，剛道直行，則必遭毀滅。這也使東漢士人在面對極端壓迫時，往往傾向於以『死節』獲得道義勝利，而不是以『機變』圖謀制度改進——這也解釋了東漢處士橫議的悲劇性：於決策上無能發揮，只留下剛烈名節於史冊。

值得深思者：晁錯若其道果行，中央集權必提早完成，七國之亂不得為巨禍。然其『削藩』策略在漢景帝時未必全是謬誤，其失在於欲速則不達，求直則反折。反觀主父偃『推恩令』之策，晚出而終成於漢武帝，其謀非以強力削之，而以『仁孝』之名瓦解諸侯王之實力。此一對比，正如【孟子】所言：

【孟子·公孫丑上】：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然孟子所倡導的是以仁義輔君，非以刑名劫君。晁錯不能『引而不發，躍如也』——把策略之剛變為化育之功，此非其才不足，實其學有所偏，欲專斷而行之。後世儒生之仕途選擇，遂自此而分出兩條路徑：一則『達則兼濟天下』之理想主義者，在漢末以『黨錮之禍』唱終曲；另一則『窮則獨善其身』之明哲派，在魏晉以玄學清談出場。嗚呼，皆晁錯生前之剛，與死後之鑑，所塑造出來之歷史軌跡。

五、結論：剛柔適中，儒者大義與天人之道

【小戴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晁錯兼通典籍，然其行事，獨缺『溫柔敦厚』之詩教，『恭儉莊敬』之禮義。其死有可恨者，更有可警者。後世論者每每悲其忠而冤其死，然從華夏固有之道觀之，晁錯於『天人之際』未達一間：不知『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之安命；不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之時中。忠則忠矣，此『愚忠』也；直則直矣，此『詭直』也。

【周易·乾文言】：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聖人之語，斷晁錯之生平為最當。然亦不可全歸咎於錯，蓋申商法術在實際上已將君臣置於交易利害之場，為臣者自視若士之謀士，乃以『策士』自期，而非以『聖賢』自處。錯之悲劇，正反映出從戰國餘烈到漢世大一統形成之間，士人定位轉型之劇痛。此後儒生之出處，逐漸由『為己之學』達至『用世之志』——既要存其剛直，也要防其粗暴；既要尊王攘夷，也要『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故東漢之黨錮君子，雖壯烈而多哀，雖節義而失濟，正是未解晁錯之死之真諦也——若以晁錯為忠而被殺，則必效死而不知權變，黨錮之禍是重演晁錯之悲劇於國家規模而已；若以晁錯為剛而自取，則趨於圓滑而失儒者之骨鯁，魏晉浮華卑弱之風即是其弊。

而真儒者當何如？能有汲黯之直，又有丙吉之量；能行周亞夫之定亂，更能體會張釋之之寬平。若於漢家選用一極，當取公孫弘之知時，而濟以董仲舒之正，加上兒寬之與世委蛇而不傷道，此則儒術所以大行於元成之世之故也。此乃『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之君子，非晁錯之『強哉矯』——然錯之剛烈，雖敗而不朽；其血喚醒後之儒生，『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故太史公贊曰：

【史記·太史公自序】：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

後人讀史者，能於晁錯身上取『忠』而去『亢』，取『智』而去『刻』，知『天理』亦須合於『人情』，守『大義』亦須通於『時變』。則錯雖死，其風可為百世所戒，其心亦可為百世所諒。為人臣者當以錯為鑑，以治平為懷，以仁義為本，以權變為用，庶幾無負於【詩】【書】之教、儒者之學。

蓋有天地之正氣，亦有聖人之中道。晁錯，忠奇而術疏，志大而器局窄。後之學儒者，參之【易】之『亢悔』，酌之【詩】之『溫柔』，則於出處進退之間，可以無過矣。若論其對東漢風氣之影響：東漢士人，重名節，高舉撻伐，以『德』相標榜，其質實為對晁錯式絕對專斷之反叛，而其為政之術，則步晁錯之覆轍而不自知——此又可為讀史之深鑒也。故曰：晁錯之死，乃帝王術與士人性格雙重作用之歷史事件，而其價值，在於垂戒後世，令知『以經術潤吏治，以道理治天下』，非強任個人聰明之所能為。此則天命之常，亦人事之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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